憤怒或者譏笑貪官，固然不能說有什么不妥，但實在很容易因為憤怒和譏笑而經常忽略貪官產生的根源。葉樹養自1988年開始受賄，到2008年案發，“潛伏”達20年，這恐怕不是作案隱蔽和“一把手監督難”的問題，而是個別權力基本上就不存在制約使然。

　　韶關市公安局原局長葉樹養算是一個有些新鮮的貪官樣本。

　　據報道，葉樹養有攢錢的目標，數額為6000萬元；有分配設想，2000萬元留給兒子，2000萬元留給女兒女婿，2000萬元自己安度晚年；有收錢原則，“不主動索要錢財、不辦事不收錢、不催討該給還沒給的錢、不討價還價、不嫌棄送多少錢”(1月11日《羊城晚報》)。

　　人們看到過很多貪官故事，如此有目標、有安排、有原則的貪官，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是葉樹養案例新鮮的一面。

　　不過，因為大家沒有做貪官的經驗，做貪官的也未必自陳心曲，自陳心曲未必心口如一，所以，我們還不能斷定葉樹養是否真的具有獨特性。假如葉樹養的故事所言不虛，可能只是他率先吐實；何況我現在還不好判斷他是不是真的如此深謀遠慮，起碼我還沒有看到他是什么時候開始定下受賄目標、作出賄款安排、確立收錢原則的。

　　如果一般地說，葉樹養可能要算一個“好人”。他的故事中還沒有搞情婦、包二奶的情節，他的賄款安排相當符合好父親的標準，而且對兒子和女兒是平等對待的。這就可見貪官也未必就壞到了底，還回到做普通人，未必不是標準良民。然而，因為手中有權，而權力又用之于謀取私利，于是成為罪人兼笑柄。

　　一個具有標準良民之私德的人，成為階下囚，可以說是悲劇。權力用之于謀取官員私利，可以說是丑劇。權力獨大的體制，用權很愉快，而這種愉快又很可能只是積攢著做囚徒的資格，從而實現了貪官的量產化。而且，哪怕是往牢里成批地送人，也很難阻止腐敗行為的前仆后繼。而且，一個貪官就算是牢底坐穿，也很難說就足夠抵消公共生活與公眾利益所受到的損害。

　　盡管葉樹養的故事看起來有些新鮮，但值得關注的，仍然不是他個人的特殊性，而是怎樣的權力使用才使一些人紛紛走上腐敗之道。

　　不少貪官幾乎可以用“五毒俱全”、“惡貫滿盈”來形容，不過，在他們當權之時，沒有一個是人們可以公開談論其惡行的，人們只能用順口溜、起綽號等形式非正式地傳播其穢惡故事，表達對他們的憤怒。也有一些貪官是自奉節儉的，事跡敗露后，人們又多只是對其加以譏笑。葉樹養自然又是一個收獲譏笑多于收獲憤慨的貪官。

　　然而，總是把貪官按照“不幸者各有其不幸”那樣去分別看待，實在不足以充分認識權力體制對制造貪官的決定性影響。就算那些“惡貫滿盈”的貪官，既然能夠掌握權力，也不過表明因為權力授受脫離了公眾，變成了一種社會逆淘汰機制。而那些私德尚可的貪官，落馬后總是被人譏笑，又隱約表明人們仍然多以個人道德來看待貪官的出現。

　　憤怒或者譏笑貪官，固然不能說有什么不妥，但實在很容易因為憤怒和譏笑而經常忽略貪官產生的根源。葉樹養自1988年開始受賄，到2008年案發，“潛伏”達20年，這恐怕不是作案隱蔽和“一把手監督難”的問題，而是個別權力基本上就不存在制約使然。

　　例如葉樹養愛殺豬，這算是一種特殊的個人愛好，在一個正常的權力制度下，他恐怕得像我們看演出那樣，自己去買票，但在現在的權力制度下，他的下級就會為他備好肥豬供其“小試身手”。落馬了，人們就這是下級投其所好；不落馬呢，那就是其樂融融的趣話軼事。類似的官場丑劇在出現的時候，表演者、觀看者乃至社會輿論，哪里會有一點點以之為丑的感覺呢？腐敗行為和丑態百出的逢迎，于是得到日常的“寬容”，乃至被傳為佳話趣事的傳誦。

　　不要怪腐敗行為潛伏太深，因為很多擺在面上的腐敗行為，尚有待查處。不要老是講“一把手監督難”，因為既要維持權力自相繁衍生發的制度，則監督實際上也不可能不難。只要不準備打破權力的封閉結構，也就很難避免公共利益、官員個人和政治氣氛被腐敗侵吞。 劉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