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東陽市的普洛得邦制藥公司把“毒垃圾”倒入安徽渦陽、利辛兩地，安徽與浙江省的環保部門日前達成一致，普洛得邦公司一次性為這種丑行賠償兩地費用共220萬元，此后不再承擔其他任何經濟賠償或補償責任。

　　普洛得邦公司應該為缺乏社會責任埋單。畢竟，把危險品交給一家皮包公司來處理，而這家公司根本不具備處理危險品的起碼能力，普洛得邦公司未能進行有效的監督制約，“毒垃圾”拉到異地一棄了之，當然可能制造可怕的公共安全危機。

　　“毒垃圾”倒入地的安徽方面，從村民到環保部門官員都在強調，東陽是發達地區，把危險品轉移到欠發達地區是“欺負人”。這讓人覺得，這樣的賠償更像是對一種為富不仁行為的罰款，它并不能從制度層面解決當前處理危險品的困境。

　　危險品處理現在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市場，那些“毒垃圾”當然也可以變廢為寶。問題是，處理危險品垃圾不僅是經濟行為，同時還有公共安全責任。也就是說，不是誰都有資格來擺弄那些有毒物品的。對危險品進行處理的企業或機構，相關部門到底有沒有要求合理的執業標準，到底能不能通過有效監管，來讓這些企業承擔起公共安全責任呢？

　　很遺憾，在這起異地傾倒毒垃圾事件中，責任和監督處于空白狀態。比如，普洛得邦這種生產有毒化學品的企業，對處理自家危險垃圾的公司失去監督掌控；浙江環保部門對這樣的公共安全危機，也處于監管失靈狀態。類似問題，都折射出公眾正在面對危險品處理的重大安全隱患。

　　事實上，一直困擾本市的土方車交通肇事問題，也是在“轉包”中產生的，比如從地產商到承包商，從承包商到包工頭，在不同層級的更替中，關于渣土垃圾運輸處理的公共安全責任，被不斷消減。

　　簡單地拿“發達地方欺負窮地方”說事，或許可能吸引一些道德同情；賠償罰款也很容易讓人們在打擊“為富不仁”時感到一時解氣。但是，這絕不應該是解決危險品處理問題的終結，而應該由此來提醒相關部門盡快完善相關行業的執業標準，明確處理毒垃圾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彌合環保部門責任在相關監管中的斷裂。否則的話，危險品處理就很可能在不經意中，制造出令人心悸的人間悲劇。(單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