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1月13日《新京報》報道，2003年燕山大學擴建時以每畝6萬元征用當地村民的土地3700畝。2007年政府公告以每畝125萬元掛牌出讓其中的473畝(成交價為每畝130萬元)，將教育用地改為商住地。此事引起當地村民不滿。燕山大學認為，征地后土地已變為國有，與周圍村莊已無關聯。

　　按照現行法律，燕山大學的說法確有道理。如果當初征地時，政府部門是嚴格依照當時的法律法規，并按照當時的集體土地征用補償標準給予足額補償的話，那么，已經被征為國有的土地由誰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則與原土地所有者和使用人沒有關系。但是，如果因為教育用地而在征地時讓集體和村民在補償等問題上做出了某種犧牲和讓步的話，在改變用地性質后高價出讓相關土地時，則難以否認與村民的關聯性。

　　撇開上述問題不談，這一事件擊中了我國征地立法的軟肋，暴露了相關法律漏洞和空白：第一，征地面積如何審核、嚴格控制；第二，土地性質變更應具備什么條件，履行什么程序，以及如何防止以教育等公益名義征地后改變土地性質從中大賺差價；第三，征收集體土地規定期限內未利用，是收歸國有還是退耕還民？認定“未利用”，是按整塊土地還是按一定比例？

　　首先，燕山大學之所以能夠出讓473畝土地，重要原因在于當初征地時過于求大，占地過多。這并非燕山大學獨有，在前幾年的大學擴張中，新校之風盛行，不少學校都在城市郊區圈地，動輒數千畝甚至上萬畝。有的地方，連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領導本身都覺得用不了這么多地，但由于地價低，不少學校都抱著不要白不要的想法，大不了依靠地價增值，還可以為學校儲備財富。這不僅加大了學校的建設和運轉成本，也往往激化了與原土地使用者的矛盾。

　　其次，土地使用性質的變更，蘊含著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嚴格規范土地性質變更，不僅可以有效防止個別單位借此謀取不正當利益，而且可以防止政府部門在土地審批和城市規劃中的隨意性，消除腐敗空間。而這一點恰恰是我國《土地管理法》的薄弱環節。

　　該法對土地征收做了詳盡規定，但對性質變更的規定并不細致，給地方政府留下了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在未來的相關立法中，應該嚴格區分為公共利益征收與為非公共利益征收，對二者付出的補償代價應有巨大差別。如果不嚴守土地性質變更這道“閘門”，它將可能成為損害國家和社會利益的一條便捷通道。在城市征收和房屋拆遷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對此，立法機關應充分重視。

　　另外，燕山大學掛牌出讓的這473畝土地在2003年征用后一直沒有利用，甚至連原土地范圍內的村莊和單位都沒有搬離。到2007年，已符合國家關于“閑置兩年以上的土地要收回”的規定。那么，為什么不收回而允許其高價出讓？這或許涉及對法律法規的理解問題，失地農民認為未利用，而學校和主管部門則認為整體(將3700畝作為整體看待)已利用，只是局部未利用，并不符合收回的條件。這也是現實中“收回條款”難以執行的關鍵之一。而這種情況在一些城市房地產開發領域可謂比比皆是，也成就了一個房地產開發頑癥——囤地。

　　因此，完善相關法律已迫在眉睫。(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