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仁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大約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里邊占了60%，大約一個億。

　　解說：

　　中央一號文件的提及，無疑表明整個國家對于這一群體的關切，以及為應對他們人生需求的迫切。在今天上午的國新辦發布會上，唐仁建還介紹說，新生代農民工出生以后就上學，上完學以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生活，而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

　　主持人：

　　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這是從年齡上對他們進行一個界定。那么和父輩，他們本質上的區別究竟有什么？聽聽巖松的觀點。

　　白巖松(評論員)：

　　從年齡上來看，他們現在已經是三十而立，到十八九歲之間，跟父輩很重要的一點是父輩是第一批進城的，過去沒有，所以《陳家生進城》那部小說會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轟動。因此他們一進入城市的時候，想的還是自己的好母親、老父親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們的就業是生存型就業。

　　主持人：

　　省吃儉用，錢要寄回去。

　　白巖松：

　　省吃儉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為吃苦吃慣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的農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對城市并不遙遠，要么從父母那兒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禮品，過年帶回來的東西，要么在城市里待過一段時間，另外幾乎不會種地。還有很重要的一點，由于國家對義務教育的關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補充，他們基本上初中畢業，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高中畢業，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遠遠超過他們父母，他們進城就業已經變成了發展型就業，主要為自己。相對來說，沒有像父輩那樣的更多地考慮在農村的家里頭，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對公平格外在意了。

　　主持人：

　　怎么講，對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巖松：

　　因為當初他們的父輩進入城市的時候，由于是生計型的就業，所以只要是能掙著錢什么苦我都能吃。這種苦包括歧視，包括即使有很多門檻，甚至他認為天經地義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戶口，不能有戶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資，我好像有的時候就怎么樣。

　　但是這一代人不同了，新生代的他天然開始有了一種公平的需求。他覺得，我也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因為我們有一個數字去顯示，一個很有意思的，新生代里頭，手機的擁有比例高達72.9%，絕大多數通訊方式都很現代化。他們對通訊是相當了解的，因此對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

　　對。進城的目的不一樣，在打工的過程當中，訴求也不一樣，其實新生代農民工在這些年已經逐漸地被人們注意到了。這次，第一次寫進一號文件當中，你覺得意義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