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公務員的方鳴告訴記者，根據他自己對官場文化的理解，在不少地方，一個人能否升遷，憑借的要么是資歷，要么是深厚的關系背景。這種觀念植根于一些國民骨子里，形成一種慣性思維。在現實中，這也是諸多官員升遷的基本路徑。從科員到副科長、科長，再到副處長、處長……以此類推，升遷的級別和過程不能逾越。

　　“至于是憑本事升遷，還是憑借關系背景升遷，抑或是花錢買升遷，在老百姓看來，那是官場內部或是個別官員操縱把持的事務。所以，面對陌生的姓名、籍貫和年齡，就很容易引發社會的各種聯想了。”方鳴說。

　　事實上，并非公眾太敏感，近年來屢屢發生的一些事件一直在刺激著公眾的神經。

　　就在去年，同樣是網帖爆料稱，河南省固始縣在2008年全縣選拔干部任用中最后確定的12名鄉長，大多是當地官員親屬。

　　對此，河南省固始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周輝公開表示：“這12名鄉長大都是現有官員之后，情況屬實。但是他們都是符合程序，經過大范圍的公選后出來的，他們具備了當選的條件，難道官員之后就無權當選了么？”

　　此外，浙江省某地2003年下發的一份文件也于不久前被曝光。文件內容是“安排副科級以上干部子女就業”。根據這份文件，一些文化程度只有“職高和中專”的干部子女被招進事業編制單位。

　　不少受訪者向記者表示，他們的懷疑也是基于“社會經驗”。因為在生活中遭遇的“開后門”、“找關系”的事情太多，經常覺得很不公平，因此聽說現在又出了一批“80后”干部，第一反應就是“會不會有問題”。

　　對于公眾條件反射式的懷疑，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莫紀宏向記者表示，“現在的確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官員的后代很容易獲得權力，同時這些人也容易出現種種不良行為”。

　　“從程序上看，很多選拔貌似公平，但其實很容易被權力操縱。在基層考核選拔中，如果候選人的關系人是具備一定級別的官員，那么，這些候選人的關系人就可能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關系網造勢拉票，讓‘自己的人’順利當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告訴記者。

　　這位專家進一步指出，傳統官場文化所包含的種種不正之風在全國不少地方都存在。

　　“要證明新泰提拔的6名‘80后’副局長是否屬于有關系背景的‘官二代’，最好的做法就是公開其家庭背景和成員情況，公示其工作業績。這既是檢驗新泰市這次提拔干部是否公平公正的試劑，也是消弭公眾質疑的有效手段。”多位受訪者都向記者提到了這一建議。

　　“干部年輕化”應作何解

　　“80后”市長和局長們本身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制度漏洞的陰影，卻讓所有人都對“80后”局長們心存疑慮

　　對于新泰市提拔的年輕干部，當地組織部門稱，“新泰市將加強對他們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的培養和鍛煉，使他們盡快適應新崗位的要求。今后我們還打算繼續選拔優秀的年輕干部，充實到隊伍中去”。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新泰市的作法在用人制度和理念的創新方面自有其積極的意義，目前網友的說法缺乏確鑿的證據，不能說一定就是有問題，“現在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通過機制保證選拔出來的年輕干部是能夠勝任那個位置的”。

　　就在前不久，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在論述干部年輕化時曾指出，干部年輕化并不等于干部低齡化。

　　反腐專家、中央黨校教授林喆認為，在實施干部年輕化戰略的過程中，的確有一些問題是需要注意的。

　　首先，年輕不能與廉潔畫等號。

　　“在實踐中，有些地方教條式地理解干部年輕化，把年齡作為選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條件，忽視了干部的德才能情等因素。”林喆說，選拔干部應該充分考慮個體的實際情況，根據他們的道德品質、學識、經驗、能力、身體狀況等多種因素綜合判斷，以其中任何一個因素作為決定性條件都是不科學的。

　　其次，不能“不問能力只問年齡”。

　　“這是在人為降低領導班子的年齡，實際上是年齡歧視。”林喆認為，這種做法剝奪了那些僅在年齡上處于劣勢但非常有能力的人的晉升機會。此外，“片面強調年輕化的后果就是干部崗位的不穩定，這就導致了干部隊伍個體狀態的不穩定，這個因素恰恰最容易誘發腐敗”。

　　最后，對于官場上在用人方面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風，應該用制度加以規制。

　　事實上，在一系列事件被曝光之后，不少公眾已經認為，目前的官員選拔系統具有高度的密閉性和排斥性，對沒有背景的人就會產生阻止效應。

　　有分析人士認為，“背景”這個詞很神秘，之所以神秘，是因為在行政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漏洞。在這一點上，必須要承認，不管是那個23歲的副局長，還是憤懣地追問是否合理的批評家們，都有意無意地過于迷信“背景”了，而忽略了制度約束的可能性。其實，如果年輕是一種資本的話，那么“80后”市長和局長們本身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制度漏洞的陰影，卻讓人對“80后”局長們心存疑慮。記者 杜曉 法制日報見習記者 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