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廣東選出了中國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3億農民工終于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回顧兩年的代表履歷，她深有感觸：一是忙，始終在為農民工問題努力著；二是無奈，“有職無權”，很多問題不是自己可以解決的。(2月25日《廣州日報》)

　　向社會公開手機號碼，每天能接到幾千個電話和幾百條求助短信；無論走到哪里，都會掀起一陣旋風，被滿臉焦渴的上訪者包圍……全國人大代表的權利符號，并不等同于執(zhí)法機關及工會維權團體，亦不具備直接解決問題的資源手段，深感無能為力的胡小燕焉能不急。

　　為什么國家預防腐敗局官方網(wǎng)站在開通的首日，就被大量舉報郵件擠得癱瘓？為什么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那公開了號碼的手機，幾乎被討薪農民工打爆？它從一個側面，折射了某些地方民意表達的出口不暢，社會矛盾化解的渠道不暢。在其他地方遇堵，只能在這里釋放，井噴的不是投訴和舉報，而是公民權利的寂寞。

　　胡小燕關于有職無權的“著急”，既是農民工群體普遍焦慮感的映射，同時更是一個基層人大代表關于履職扛責的身份焦慮。全國農民工數(shù)量多達3億，他們都在期待自己的代言人在國家最高權力平臺發(fā)聲。然而對于一個龐大社會群體來說，此類代表又顯得太過稀缺了，將3億之眾訴求寄于一人之身，胡小燕柔弱的肩膀難以承載。

　　更為重要的是，現(xiàn)行制度資源賦予基層人大代表的條件和手段不夠，使人大代表的“職”與“權”發(fā)生了錯位，以至于胡小燕等基層代表產(chǎn)生“有職無權”之感。譬如，人大代表沒有薪水，身為農民工的胡小燕首先要打工養(yǎng)家，生存壓力超過了履職壓力；此外人大代表每年開會僅一次，時間十天左右，除了短暫的“會期權力”，像胡小燕這樣的農民工代表沒有自己的智囊智庫、工作團隊，難有精力時間和足夠政策水平就農民工問題開展專題調研，提出富有針對性的高質量議案。

　　億萬農民工把當家作主的權力讓給了胡小燕，看到胡小燕在那里干著急，他們更著急。如何把更多資源手段賦予基層代表，化解基層代表的履職焦慮，紓解基層民眾的權利焦慮，讓胡小燕們更加自信、更加從容、更加專注、更加有職有權地履行人大代表義務，應是下一步制度設計的關鍵之關鍵。□ 張培元(河南 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