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三甲醫院還干凈”

　　臨行之前，黃小山在新申請的博客上這樣寫道：

　　“臨行喝大家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千杯萬盞會應酬。時令不好，阿蘇衛垃圾臭，鄉親們要把門窗關緊嘍。……”這篇惡搞版的《紅燈記》選段隱隱暴露了他的擔心。

　　黃小山擔心“鄉親們”會認為他被“招安”了。“你知道我這幾天活得多累么，”黃小山說，“我和他們(其他團員)的關系很微妙，客客氣氣的，他們對我有點兒信任，又不能完全信任，有些事我得等他們睡了之后才能做。”

　　黃小山偷偷溜出去過兩次，一次去見央視的記者，一次見兩位日本垃圾處理專家。

　　“我托朋友找到了東京的兩位固體垃圾處理方面的教授，問我接下來的幾天該注意看什么、問什么。”他說。

　　“第一天我們去了垃圾中轉站，”黃小山說，“咱們印象中，這類建筑恨不得200米就能聞見味，但日本的中轉站不是，看起來跟北京的國貿差不多。”

　　“我非常嚴肅地說一句，那里窗明幾凈、燈火輝煌，絕對比北京的三甲醫院還要干凈，我張著嘴進去的，張著嘴出來的。”黃小山說，“日本人把我們攔住換拖鞋才讓進。后來參觀垃圾焚燒發電廠也換了多次拖鞋。”

　　同去的市管委工作人員張紅櫻在自己博文《日本垃圾處理八大怪》里則提到了另一種企業和居民之間的溝通——服務式的溝通：“游泳館傍著廠蓋”和“二手家具搶著買”。

　　日本的垃圾處理中心不僅用焚燒垃圾的熱量給周圍居民提供恒溫游泳池水，還修復清洗很多丟棄的舊家具，以極低的價格售賣給周圍的家庭主婦。

　　在國內，法律專業出身的黃小山研究了很久垃圾處理方面的文獻，在日本參觀時，他總是最后一個發問，卻經常問出令日本人“瞪大瞳孔”的問題。“好專業，好專業。”日本人喃喃地說。

　　王維平也對黃小山的進步刮目相看，他甚至開玩笑說：“你來考我的博士吧，我說認真的！”

　　那兩天黃小山的生活幾乎是連軸轉，白天考察回來，晚上寫博客。同為考察團成員的《人民日報》記者孫秀艷這樣寫道：“已經是深夜里，‘驢屎蛋’的手機還不停地響起，國內的媒體還在催著他要素材。”

　　“我們不能走日本走過的彎路，如果不立法、不分類，就堅決不能進行垃圾焚燒。日本人會把垃圾分成很多類，每類垃圾都由專門的垃圾車運送，車上會寫著可燃類、廚余類……而北京的很多小區，放了四個垃圾桶，標注著分類，有認真的人想要分開丟垃圾，垃圾車開過來，也是嘩啦一下，把四個桶倒在了一起。”黃小山說。

　　在30年前，日本也沒有垃圾分類概念，垃圾都是混燒，結果成了二惡英排放大國。后來日本意識到這種焚燒方式的危害，才大規模實行垃圾分類。

　　“我不相信這是兩國國民素質問題，”黃小山說，“我們有一個如此強大的政府，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垃圾分類，根本就不是問題。”

　　“如果前端的處理、分類做好了，后面即使實行垃圾焚燒，大家也不會這么擔心了，如果中國的垃圾焚燒廠能做得像日本現在這樣，我也愿意住在它的隔壁。”黃小山說。

　　“和平解放阿蘇衛”

　　黃小山回到北京之后，奧北居民們決定好好為他接風，王維平被當作貴客邀請參加，盡管大家可能仍有觀點分歧，但王維平已經被奧北人視為朋友。

　　“你們誰去年罵過我啊？”酒過三巡，王維平笑著對奧北的居民們說。

　　佰扶勤有點不好意思：“我可能說過您王焚燒，給您起外號不好，但是我沒說過您‘王自焚’。”

　　“那時大家都很激動，對不起王老師了。”大家向王維平敬酒。

　　市管委決定在“兩會”過后拿出考察團的考察報告。黃小山則準備去一趟廣州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看看國內的垃圾焚燒設備情況如何。

　　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和北京的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是兩個已經建成的項目，遺憾的是，這兩個單位都遭到附近居民的強烈反對。

　　和日本的垃圾焚燒廠相比，中國的垃圾焚燒項目并不歡迎周圍居民參觀，高安屯運轉了一年多，仍然處在“試運行”階段。農忙時期，高安屯甚至會因為拉閘限電，無法開工。

　　沒有分類的垃圾難以焚燒：北京的垃圾廚余垃圾很多，水分高，這些垃圾很難燃燒，為此曾經出現過“全市優質垃圾支援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情況，別區的優質垃圾送去給高安屯燒，高安屯把不適合焚燒的垃圾送給其他區的填埋場填埋。

　　對垃圾焚燒爐來說，一旦停電或者垃圾供應不上，停爐和重新啟動的過程中最容易產生大量二惡英。

　　“請政府先把李坑、高安屯這樣已經建成的垃圾焚燒發電廠變成垃圾焚燒的‘樣板間’，以便讓居民安心，”黃小山說。

　　“也許最后阿蘇衛還是會選擇焚燒的處理方式，”黃小山說，“但是我們已經發出了聲音。希望市管委能夠把我們看到的一切匯報給郭金龍市長、黃衛副市長，讓他們聽取市民的聲音。”

　　佰扶勤說：“我相信民眾和政府坐下來交流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從日本歸來后，知名度暴增的黃小山接到了廣東番禺民意代表“阿加西”(網名)的邀請，希望他也能過去幫助達成當地政府和居民的溝通。黃小山興奮地來邀請王維平，如果“解放”阿蘇衛的同時，能夠把番禺也順便“和平解放”了，那真是善功一件。

　　王維平認真地勸這位比他年輕13歲的朋友：“驢屎蛋，這件事要番禺人自己解決，因為你我都不是當地居民，無法代表他們。我只是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我們更不可能代表當地政府，他們必須找到更合適的中間人，來溝通他們和他們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