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分配困局

　　在距祿勸縣城37公里的團街鄉運昌村，村民黃文俊站在自家養殖場前一臉愁容。為了解決1500頭豬的用水，他與父親多次與鄉政府協調，而每次對方都是“愛搭不理”。迫不得已，黃文俊將養殖場抵押給銀行，貸款13萬，在距養殖場10多公里的山腳下打了一口150米的深井，才稍解燃眉之急。

　　而掘井的巨大投入讓絕大部分農民負擔不起，他們只能逐水而生。

　　旱情日益加重，黃文俊擔心過不了多久，井水也將干枯，他甚至做好了賤賣豬場還貸的打算。在距離運昌村28公里的地方，就是昆明市主城區的水源地云龍水庫。

　　自2004年建壩蓄水以來，黃文俊發現，村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貫穿村里的河流有五六米深，如今只有四五十公分；原本河里有大魚，現在連小蝦都不見；此前村里靠河灌溉，后來就只能靠天吃飯。“其實干旱之前，我們就過這種日子了，東一桶、西一桶地找水吃。”黃文俊無奈地說。

　　云龍水庫是昆明主城區供水水源的專用水庫，位于金沙江支流掌鳩河的中上游，并兼顧下游農灌用水、防洪，庫容4.48億立方米。從2008年開始向昆明供水，目前，昆明城區日均用水量為85萬立方米，水庫2.5億立方米的蓄水量足以支撐主城區順利度過旱期。

　　而讓黃文俊難以接受的是，村民們守著一個“大水盆子”卻沒水吃。“最晚6月就要下雨，這些水肯定是用不完，為什么不能救濟一下我們，只要壩閘開一個10公分的小口，下游幾萬人就不會是現在的樣子。”黃文俊一邊比劃著一邊激動地說。位于云龍水庫下游的團街鄉原本是靠云龍水庫放水灌溉的農田，但干旱讓灌溉變得尤其艱難。“豐水期會放水供下游灌溉，但枯水期為保證城市供水，肯定是不會放水的。”昆明自來水公司相關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與黃文俊一樣，村民們對大壩頗有看法。運昌村百姓世代喝著掌鳩河的水，然而，如今一座大壩，卻讓村民與水隔絕。“近水解遠渴”的內心糾結在大旱面前變得更加躁動、不安，“供昆明沒得說，但至少要分給我們一口，收了水費，也要補償我們一些吧。”談起水庫，一位村民略有些激動。

　　長期從事生態補償研究的云南大學教授段昌群對于庫區周圍農民利益關注已久。他認為，修水庫是犧牲上游農民利益，保證下游生產生活，因此旱災來臨只能讓農民，特別是水源地農民承受旱情。“所以要對因為配置不合理而失去發展的農民進行經濟和機會成本上的補償。”

　　事實上，早在2002年，庫區11756名村民因水庫移民外遷就作出過犧牲。盡管對大壩頗有微詞，但與庫區外遷至他鄉的農民相比，運昌村的村民是幸運的，不需輾轉搬遷，離鄉背井。但如今，喝水成了最大的難題。他們要到幾公里外的山上背水，本以為可以等到送水車，然而至今未見蹤影，“也許政府認為我們村不是最困難的吧。”黃文俊無奈地搖了搖頭。

　　旱情還在持續，有限的水如何分配成為人們最為關注的焦點。

　　云南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主任達瓦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原本水庫是否放水由水電部門決定，但大旱當前，從1月底開始，為合理地調用當地水資源，水庫放水必須由水庫所在縣的縣長簽字。

　　對于缺水的村莊，由政府組織送水。一般情況下，由縣政府安排，各鄉鎮政府具體實施。石林縣抗旱應急指揮部副主任趙樹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送水仍以鄉鎮為主，縣水利局將送水車發放至鄉鎮，各個鄉鎮再根據轄區內干旱情況自行組織安排，送水量及次數均有鄉鎮視情況而定。

　　“但縣里并沒有統一的水分配調度計劃，全由鄉鎮一級說了算，這就增加了送水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石林縣的一位干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事實上，受地勢和交通等客觀條件影響，縣一級政府在抗旱救援上頗為捉襟見肘。祿勸防汛抗旱指揮部主任師文進坦言，抗旱救援中60%～70%要靠群眾自救，“全靠政府是非常困難的。”

　　根據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的數據顯示，截至3月17日，全市近80%鄉鎮受旱，造成71.04萬人、43.2萬頭大牲畜飲水困難，有79座小型水庫、596座壩塘干涸，86條河流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