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寧大眾信用體系的最大問題：它在涉及公民權利的領域里區別對待不同公民，構成了一套系統的歧視制度的基礎。

　　江蘇睢寧縣發明了史無前例的“良民”評級體系。具體操辦此事的睢寧縣征信辦主任朱品武針對輿論的四項批評予以回應。這種態度首先值得肯定，但其所提出的辯護理由站不住腳。

　　有媒體批評，睢寧縣給公民“評級”是政府權力越位，朱品武回應說：社會管理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目前我國主要是法律約束和道德規范。如何讓法與德無縫對接呢？這個墊片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

　　從這一段話就可以清楚看出，睢寧縣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治理形態：政府管理與社會自主管理。任何一個社會要維持其正常秩序，就要求其成員遵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倫理規范。為此，社會將自然地發育出一套激勵———約束機制，比如社會輿論的贊揚或批評，也可能會出現一些中介機構提供征信服務。

　　政府管理與此完全不同。現代的政府管理包括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積極的方面是依據法律，以司法或行政、或獨立監管的方式維持各方面的秩序。消極的方面則是向民眾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務。這是政府對民眾的責任，換言之，這構成了民眾可以向政府主張的一些權利。至關重要的是，民眾僅僅因為他是公民、國民，他就有資格享有這種權利。

　　睢寧縣創造的大眾信用評估體系的第一個問題是，政府的強制性權力進入社會自主管理領域，政府機關成為公民道德水準的評判者。由此導致了它的第二個問題：超級綜合性。

　　同樣是借助強制性權力，政府把本來分屬社會不同領域的私人道德、金融信用、政治倫理評價綜合在一起，試圖對一個人做出整體性評價。媒體從一開始就指出，這根本不是一個“信用”評級系統，而是政府對居民進行分級。

　　這也就是睢寧大眾信用體系的第三個問題，也是其最大問題：它在涉及公民權利的領域里區別對待不同公民，也就是說，這個大眾信用評估體系構成了一套系統的歧視制度的基礎。這一點，睢寧縣相關規定已經說得明明白白：對個人信用評估為D級的，否決政審類考察，同時對D級的人員在資格審核、執照審核、政策性扶持、救助項目中原則上不予考慮。

　　這樣的規定完全違反了憲法的平等原則。這和因為一個人是女人而不向她發放駕駛執照，和因為一個人道德水平低而不向他發放駕駛執照或不向他提供福利救濟，同樣構成赤裸裸的歧視。

　　這才是睢寧縣創造的民眾分級制度的真正危害所在。泛道德化是它的表象，強制性權力的濫用是其本質，結果則是政府系統地制造和實施歧視。這不是在“嚴管民風”，而是在踐踏憲法的平等原則。□秋風(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