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給公民信用打分，定期公布信用加減分情況，并根據個人信用情況區別對待，予以“優先照顧”或者“從嚴審查”，因為這一措施，睢寧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3月30日《拉薩晚報》05版)

　　睢寧縣這幾日成了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輿論反響強烈，也許在意料之中。批評和支持，幾乎都有理由可陳。睢寧事件的產生，以及造成這么大的社會討論，怎么說，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中國特色的信用，必然跟國外的信用范疇有較大的不同，不要否定一個政府對公民基本素質塑造或者要求的意義。一個事情從合理走向程序的合法，在特殊時期和特殊事件上，我們應該抱有一定的寬容。

　　我們不要葉公好龍，那個葉公，總是盼望龍的降臨，但一旦真龍飛臨，他又害怕得要死。

　　一個當代中國公民的信用應該如何評價？一個具有了相當信用水準的公民，會受到何種社會尊敬？這些，僅有籠統和抽象，是無濟于事的，因此，睢寧成了第一個吃螃蟹者。

　　睢寧的誠信等級劃分，跟所謂的國民等級，跟歷史上的元朝人的四級人等，一丁點邊也挨不上。當然，睢寧實踐的信用，肯定存在量化寬泛、引用過濫的某些情形，但究其實質，它是對包括官員本身在內的所有人比較寬泛的信用行為的一次入檔、一次評定。遺漏之處，當然可以容忍，可以建言，可以修改，而不可一言打壓之。

　　筆者的擔心，是在睢寧那么一個彈丸之地，制造這么大的一個信用的事件，就算在當地有所建樹，也難以在中國這么一個浩大的空間里，產生一次真正的激蕩。一個區間里的小循環，怎么樣引發一個更大的循環，那才是最值得期待的事情。(何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