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藍的海底上方有潛艇隆隆開過，發青的頭骨半沉在海沙中，深紫的穗子纏繞在大貝螺上。火紅的海魚游近一具小小的白色的女人身體，一只鸚鵡螺正要將她輕輕包裹。一只黑色的眼睛，眼角掛著一滴淚水。

　　日本女畫家富山妙子《海之記憶·獻給慰安婦之花》的海報，從東京漂洋過海，放在了山西省武鄉縣八路軍太行紀念館的展桌上。

　　2010年3月21日，頭發灰白、60多歲的石田米子女士踏進了在這里開展五個月的“二戰時期日軍對婦女犯罪圖片展”展廳。是她帶領的“查明山西省內侵華日軍性暴力實情·與大娘共進會”(簡稱“山西省查明會”)等日本民間組織，從1996年開始，年復一年，尋訪當年受害而沉默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大娘”們。

　　她們跨越國界的調查，是一個平常人眼里“不可能完成”的奇跡。

　　“時隔50多年聽到日本男人說話，她還渾身發抖”

　　在中國農村傳統社會里，“那個事”是一件所有村人都諱莫如深的事。

　　山西盂縣河東村楊秀蓮的養母南二仆，在她虛歲4歲時上吊自盡了。

　　在楊秀蓮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村里開了憶苦思甜大會。老人帶領孩子登上了當地的羊馬山，在山上對他們說：“抗日戰爭的時候，日本鬼子從盂縣縣城來山上修炮臺，還進村子里殺村民、強奸婦女，其中也有南二仆。”

　　當時只有虛歲13歲的楊秀蓮不懂得“強奸”的意思。她回到家和養父講白天聽到的話，父親哭著抱緊了她，只是說：“你還是小孩，等你長大了我全部告訴你。”

　　但直到1993年養父患肝癌前，所有人都沒有再同她說過母親身上發生過什么事。她是在父親臨終的病床前，才得知真相的。

　　盂縣河東村的尹玉林大娘因受害曾長期不育，但她的丈夫直到去世都被蒙在鼓里。“如今想起當時的事，仍然會嚇得渾身顫抖，就連端起茶杯喝水都做不到。”

　　滿頭白發的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代表林伯耀先生至今還記得，兩年前他訪問南京時，一位性暴力受害的大娘哭著對他說，她周圍的男性說“這個女人不干凈”，還有上了年紀的男人說，“這種女人是中國人的恥辱”。

　　林伯耀曾找到一位侯大娘愿意去日本作證，雖然丈夫同意，周圍的人卻都強烈反對。“她坐車來鎮上，有些暈車，在一位親戚家休息，又遭到這位親戚的強烈反對，侯大娘就放棄了作證。兩年后，她丈夫去世，侯女士對未來絕望，就自殺了。”

　　最初，別說是打開大娘的心扉，就是想要靠近她們身邊，對剛來中國的日本志愿者來說，都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石田米子女士一直記得第一次見到高銀娥大娘時的情景。

　　“時隔50多年，一聽到日本男性的聲音，她就渾身發抖。不管我們怎么解釋，‘這是我們的工作人員，絕對不是壞人’，大娘都一直顫抖著，好像失了神……我第一次見到這情形，胸口就像重重被打了一下。”

　　最后，石田米子走向前，伸出手抱緊了高銀娥。她一邊抱著老人，不停在肩頭重復說“不是壞人”，老人才慢慢鎮定了下來。

　　李貴民是受害者萬愛花大娘的干親，這位小學沒畢業的農民是最先參與幫助調查的人之一。他保留的錄音材料成為后來中國大娘起訴日本政府律師團的重要證據。他搖著頭說：“剛開始調查很困難，都不愿意說……”

　　日本民間調查團反復聽取、取證的受害女性，有山西省盂縣西煙鎮、河東村等地的12位大娘，還有許多同樣經歷了戰火的老村民。讓老人們開口講述受到性暴力侵害的殘酷往事，是如何做到的？

　　“每次訪談時一定要有家屬同行。”石田米子在調查筆記中寫道，“最初是和她的丈夫，或者女兒、養女、孫女、侄女、姐夫、干親，坐在一起聊天。隨著我們之間越來越熟悉，從第二次或第三次開始，在訪談時我們謝絕男性親戚在場。”

　　在她們的調查采訪中，高銀娥大娘“記得和她一起被抓的女人的臉，記得她坐在馬拉的大板車上被拉走，記得在她的房門外拿著紙牌排隊的日本兵，可就是說不出自己是被關在哪里”。

　　“她們受到過多恐怖和驚嚇，每天都是這個狀態”，石田女士縮起肩膀，模仿雙手顫抖地抱住頭的動作，“總是只知道眼前十來米距離的事情。”

　　“如果要面對自己最不愿意面對的屈辱的、悲傷的、痛苦的過去，轉而想明明白白地活在今天，她們或者他們需要什么契機呢？即使我們對她們說，這是歷史調查、社會調查，所以要說出來，也不會得到想要的回答。”石田米子寫道。

　　“很多大娘都認為這是人生最大的恥辱、羞恥，在村里被人看不起，自己也抬不起頭來。我們反復告訴她們：發生這種事不是你有罪、不是你的錯。”石田米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