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7日電 香港大公報17日刊發署名文章認為，“加薪降效”大潮不斷使歐洲嗆水，中國也將面臨這種挑戰。對于制造商來說，他們必須做好一種準備，迎接更高的薪資要求和更低的利潤率。

　　文章摘編如下：

　　“加薪降效”大潮不斷使歐洲嗆水，中國也將面臨這種挑戰。富士康、豐田以及各地大規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為中國“加薪潮”拉開了序幕。對于制造商來說，他們必須做好一種準備，迎接更高的薪資要求和更低的利潤率。

　　筆者曾撰文肯定歐洲“經典社會主義”模式，即國家引導的高福利模式，有不同見解者批評：歐洲是以“犧牲整體效率為代價”的。不錯，任何發展模式都必須在“福利”與“效率”之間作出選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確實證明了“犧牲整體效率”的高昂代價。但這并不等于說，像日本“機器人式”作業，像中國“世界工廠”的廉價勞動力，像美國任憑“看不見的手”翻云覆雨，就能夠長期敲著梆子喊：“平安無事嘍！”美國危機、日本不景氣自不必說，中國近日以富士康“連環跳”和廣東豐田廠罷工為信號，前者加薪30%，后者加薪20%，加薪比率之高是空前的。“加薪降效”大潮不斷使歐洲嗆水，中國也將面臨這種挑戰。

　　加薪潮登陸中國

　　號稱“八億農民”的特殊國情，推遲了中國加薪潮的來臨，但這正在成為歷史，因為三億“農民精英”已變身為“農民工”。換言之，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中國正在從“農業大國”向“半工半農”轉型。這既是“好事”(引用西方第二現代化理念，高速城市化非沒有可探討之處)，也必然引來“多磨”，“加薪降效”便是磨難之一，涉及人力成本與利潤、工人與制造商、以人為本與高速增長三大矛盾。

　　以“無煙工廠”著稱的中國，突然間冒出“煙”來，這“煙”就是普遍的加薪潮。有媒體報道，中國出口重地─珠三角的制造商一直忍受著“加薪潮”壓力。2001年以來，最低月薪已上漲逾一倍。另外，近十年，中國31年獨生子女政策顯現出滯后效應，導致20歲至39歲年齡段人口(制造業中堅)減少逾五分之一。同時，大規模刺激支出使得中國經濟沒有受到出口滑坡更嚴重影響。

　　數據顯示，去年9月至今年3月的凈就業創造略高于2%。香港環亞經濟數據公司數據顯示，這些效應相互結合，令勞動力供求比率首次出現不平衡。在執行新的最低工資之前，制造業工資已較2009年水平出現兩位數漲幅。廣東是最近幾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七個省份之一。

　　筆者以為，富士康、豐田廠“被迫加薪”以及各地大規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為中國“加薪潮”拉開了序幕。如果中國對經濟加大再平衡力度，即進一步減輕對出口的依賴，轉向擴大內需，那么出口重地的“加薪”就不可避免。對于制造商來說，他們必須做好一種準備，迎接更高的薪資要求和更低的利潤率。

　　中央無數次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因為沒有穩定就沒有一切，效率也無從談起。從一定意義上講，“加薪降效”是中國發展同樣無法幸免的代價。

　　發展要注重公平正義

　　筆者以為，問題并不只在國企、民企或外企身上，主要在于發展方式的傳統與陳舊。中國企業之路基本是西方之路，即資本決定一切之路，第二現代化之路，不可避免地形成兩極分化與社會不公。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公平正義與人民尊嚴，必然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訴求。胡主席所說“讓勞動者體面勞動”。溫總理在“兩會”上鄭重承諾，最后三年任期中，將以推進公平正義為政府的中心工作。

　　公平是穩定之本

　　筆者以為，有一種比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成本，即維護社會穩定的付出。鄧公當年以極大的政治遠見和政治智慧指出：要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要先富帶后富。現在，到了先富帶后富的時候了。“共同富裕”是社會公平的經濟體現；“體面尊嚴”是社會公平的精神體現。過去時興“革命”一詞，連馬克思也主張“暴力”、“打碎”。當今時代不同了，“和諧世界”已成人類共識。但是，經濟增長只是和諧的物質條件，真正的和諧要靠公平與正義。毛澤東說，解決了農民問題，就解決了中國問題。現在可以說，解決了社會公平問題，就解決了中國穩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