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故事：一位在日服刑中國研修生演繹的悲劇(3)

　　研修生不過是他人賺錢的工具

　　盡管記者已經了解了事實，但是采訪中國人女翻譯的時候她只說：“我承認收取了正當的工作報酬，但實權都掌握在常務理事手里，具體情況我不知道。”

　　幾次打算采訪位于哈爾濱的“黑龍江省糧油公司”都被拒絕，“調查這件事打算干什么？趕快回去”。說著就把記者趕了出來。當地監督機構的黑龍江省商務廳也表示對這件事沒什么要說的，態度相當冷淡。

　　記者又找機會偷偷地跟對常務理事和中國方面情況都了解的有關人員接觸，得到了這樣的消息“研修生交的錢都被用來賄賂各有關部門了，這是常識”。

　　千葉縣農業協會說：“研修事業被這個常務理事和翻譯操縱著，對這種變成治外法權的事情，我們深感失職。”

　　崔紅義本人不知道，他不過是別人賺錢的工具罷了。以人才教育、技術移轉、國際交流為名目的研修制度，不過只是一紙方針而已。

　　惡劣的勞動待遇和強制遣送回國制度，這種變形變質的外國人研修制度是崔紅義殺人事件發生的背景。當然，不管什么理由，崔紅義的罪行都是不可原諒的。事件后，去世的常務理事的兒子曾對記者說：“希望他能認識到一個人就這么死去這個事實。”這句話記者至今也不能忘記。

　　研修制度的悲鳴

　　事實就是這樣，如果忽略背景是無法看清這起事件的。

　　通過報紙知道這一事件的外國人研修生問題專家、全統一勞動組合(本部位于東京)的鳥井一平總書記說：“真是發生了可怕的事件。太遺憾了，真是讓人咬牙切齒。”

　　鳥井一平所在的全統一勞動組合從很早就開始對研修制度很熱心，并在1992年成立了外國人勞動者分會。設立當初是以南亞和非洲出身的勞動者為中心的，而現在中國人研修生的咨詢絡繹不絕。全統一勞動組合可以說已經成了研修生們的“避風港”。

　　低工資，拖欠工資，長時間勞動，強制保管護照和存折，甚至有來自經營者的暴力和性騷擾等問題，不斷從外國人研修生那里聽到，每一個問題也都很深刻。鳥井一平說：“這些問題與其說是勞動問題，不如說是人權問題更合適些。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點什么。從木更津發生的事件無疑可以聽到日本的外國人研修制度發出的悲鳴。沒能改變這個狀態，我們深感責任重大呀。”

　　不僅僅是待遇問題，鳥井一平此前就對中國人研修生們的生活狀態很關注。跟其他國家的勞動者不同，中國人研修生實際上都生活在一種壓抑的狀態下。“研修生不管好壞，還是認真工作的人多。與其他外國勞動者自由的生活狀態不同，中國人研修生身上總是能看到不安和膽怯，表情也多是痛苦的”。

　　雖然在日本有很多這樣的外國人勞動者，但是大多數都不后悔為了賺錢出來。那些簽證過期的外國勞動者都會在被查到之前一直工作，而大多數的外國人研修生倒好像有什么難言之隱，對于翻臉出逃也是很猶豫。這是因為外國人研修生被剝奪了自由，連逃跑的路都被堵死了，這就是外國人研修生們的境遇。

　　為了什么的研修

　　最后翻臉的人，反而是那些靠研修制度賺錢的人。不管是派遣機構還是接收機構，都裝作不知道研修制度本來含義的樣子，大肆進行扭曲的宣傳。在日本的網絡和宣傳資料里盡是這樣的宣傳語。“研修生是降低成本的王牌”、“我們會幫您消減人事費用”、“提供低成本優秀人才”、“解決人手不足問題”、“需要年輕勞動力嗎”等等。人事費消減、低成本這樣極具吸引力的宣傳語言真的需要嗎？從這些廣告語里一點兒都感受不到把國際交流轉化為賺錢商機時該有的躊躇和害臊。

　　再回頭看看崔紅義事件的前后。崔紅義借錢來到日本，每個月只能拿到5000日元現金，沒有可以商量的朋友，每天就是對著豬工作。從崔紅義的生活里怎么能看出什么國際交流的影子？能期待什么技術移轉？他原本到底是為了什么來日本的呢？

　　2007年7月19日，千葉縣地方法院木更津支部對崔紅義判處有期徒刑17年。對外國人研修生制度，判決書里這樣寫道：“研修制度實行中，研修生方、接收方以及中間斡旋者，都有偏離制度本來目的濫用制度的嫌疑。變形的研修制度成為這次的案件發生的外因，運營研修制度的有關人員應該就這件事進行深刻反省。”但是，對于犯罪動機，法院否定了崔紅義沖動殺人的證詞，“認為犯人具有足夠的殺人動機”。

　　下達判決的時候，崔紅義的表情幾乎沒什么變化，特意從中國趕過來的他的父母壓低聲音哭了起來。從那時開始，崔紅義就開始了反復自殺未遂的監獄生活。

　　后來，崔紅義父母去了被殺害的日本人常務理事的墓前，磕著頭為自己兒子犯下的罪行道歉。本來他們還打算直接跟被害人家屬道歉的，但是被拒絕了。后來，這個日本人常務理事的兒子給記者打電話：“崔紅義的父母一定也很痛苦的，我對他們特意到墓前很感謝，請幫我傳達一下。”記者把這句話告訴崔紅義父母的時候，崔紅義的母親用手捂著臉大哭起來。

　　如今，崔紅義還在日本的監獄中煎熬著……(作者：安田浩一；翻譯：石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