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故事：在日中國女研修生加入工會后的遭遇(4)

　　到底誰該負責？

　　2005年，鳥井為了了解中國研修生的實際生活狀態曾去岐阜縣調查。當時岐阜縣內的縫紉公司都收到了這樣的傳真：“緊急聯絡——警惕惡性勞動組合勸誘中國人。最近，共產系的勞動組合用支付高工資等名目勸誘中國人加入其組織。他們開始調查中國研修生現在的工資和加班情況，已經對有中國研修生和實習生的企業構成威脅。他們以‘如果不支付合適的工資和加班費，將通報勞動基準監督署’為理由，進行惡性的威脅。這種勞動組合是由日本黑社會、中國人的非法勞動者和具有專門知識的律師組成，性質非常惡劣。

　　今天早上，協同組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了中日有關部門團結一致解決這一事件的方針。請接收單位的各位一定配合我們，阻止惡性勞動組合的行為。

　　沒有研修生就沒有縫制業。如果研修生們加入了這種惡性勞動組合，我們協同組合和研修生接收企業就會面臨滅亡。保護她們就是拯救縫制業。請與實習生研修生們建立‘信賴關系’。用溫暖的信賴關系讓惡性勞動組合找不到滲透的空隙。”

　　發出這封傳真的是岐阜縣內一家非常有規模的協同組合。記者曾經問過這個組合的理事長，為什么“要求給予合適工資”竟變成了“威脅”。他只是回答“我們不是壞人”。

　　“沒有研修生就沒有縫制業。”“溫暖的信賴關系”這樣的說法簡直太可笑了。這樣的日本協同組合完全無視勞動法，沒有考慮在殘酷使用中國研修生問題上自己應有的責任。

　　照此下去，日本的勞動組合就會被完全從研修場所排除。實際上，記者也聽到過不少辯解。說到研修生工資低時，有這樣的日本人經營者說，“總之，我是把中國研修生當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的。”既然是自己的“孩子”，那為什么給她們比別人低的待遇呢？如果他自己的孩子拿著每小時300日元的工資，手機被沒收，不知道什么時候就被突然辭退，他還能這么心平氣和嗎？其實，他們只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把中國研修生想象成家人，否定他們是勞動者的事實。所以，工作時間之外，他們還會讓中國研修生干清掃住宅和洗車等家務。即使這樣，他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心情，非常簡單的就把中國研修生們甩掉。世界上哪里有這樣的“家人”？

　　可憐的還是像李小燕這樣的中國女研修生。因加入日本的勞動組合而被日本企業強制遣返，最后還被中國派遣機構沒收了一半押金。

　　如今，李小燕因為遭到被強制遣返的打擊，除了幫家里干活之外實在沒有去找新工作的勇氣。身為農民的她父親用嘶啞的嗓音說：“一想到女兒的事兒，就感覺肺都要炸了。早知道這樣就不叫她去日本了。我窮一輩子沒關系，只是不想讓女兒跟我一樣，希望她能賺到點錢。”

　　其實，全統一勞動組合還在就強制遣返這件事的責任問題與日本企業繼續進行交涉。李小燕也一直在遠方的中國關注著交涉的進展。記者也曾嘗試要采訪與這件事有關的企業和接收機構，但都被拒絕了。中國派遣機構也拒絕見記者，只給了這樣的回答“所有的問題都是因為研修生們破壞了規則，強制遣返和沒收押金都不是違法行為。”

　　不管發生什么事情，責任一定都是研修生方面的，這好像已經成了慣例。所以，強制遣返中國研修生這樣的事情估計還會繼續發生下去。(作者：安田浩一；翻譯：石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