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一位26歲的年輕人，“誓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坐在太平洋的渡輪上，感慨萬千：我有同胞兮四萬五千萬，豈其束手兮待僵。

　　這位年輕人叫梁啟超。他的這番感慨，可以看成百年來中國留學潮的一個注腳。如今，回顧新中國60年來的留學潮，也必須放在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來考察。

　　換句話說，前赴后繼、離鄉背井、遠涉重洋、不辭勞苦，最終都繞不過一個終極的追問：留學何為？

　　政治家、革命家著眼于富國強兵，因此多偏重習理工農醫，教育家、文學家著眼于文明再造，因此多偏重習社會科學。無論如何，最初的動機，均源于歐風美雨的強勁吹拂，老中華帝國大廈搖搖欲墜，有識之士紛紛站在世界發展的潮頭，苦苦尋覓民族獨立解放、富強昌盛的真理。

　　盡管，我們可以歷數留學潮給中國發展帶來的可貴財富，但卻無法否認，這股潮流肇始，就包含著許多悲情的意蘊。

　　這樣的悲情，見于域外生活的艱辛備嘗，見于中西文明的碰撞焦灼，見于游子與祖國的隔洋相望，見于各種訴說故國的“離散”(Diaspora，泛指一個國家或民族散居在外的人)文學中。人們一般都習慣關注留學的科技人才，較少關注留學的人文知識分子。而后者的感悟，往往更集中地體現出留學的心靈史。

　　一位叫趙毅衡的知名學者，曾寫過一本小冊子《西出洋關》，通過研究近現代以來人文知識分子的海外心路歷程，最后落得一個傷心的結論：西出洋關——無歸程。在他看來，出西洋文化文學之關，或是出西洋的海關，都不是容易善后的事，往往一生悔之不及。

　　一個鄉土中國培養出來、有著強烈中國情結的學者，當跨出洋關之后，往往注定成了精神的流浪者，找不到故鄉。一個漂泊者，不是客死異鄉，就是回到故鄉。而故鄉、故國才是永恒的。這也是如今回國潮涌動的精神動力之一。

　　在這樣的一個悲情的敘述脈絡下，我們必須再次追問：留學何為？

　　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當年主動放棄了公費出國名額。他雖然主張“大留學政策”，但也主張“非留學”，反對一哄而上。在毛澤東看來，出國也好，留在國內也好，都是革命需要。他曾指出，“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有好些人只是一種‘迷’”。

　　對此，胡適也是認同的，并作過一篇長文《非留學篇》，認為留學不過是“過渡之舟楫而非敲門之磚”，“留學當以不留學為目的”。如果“學生以得出洋留學為最高之目的”，則“吾國將年年留學永永為弟子之國，而國內文明終無發達之望耳。”

　　盡管如此，那幾代人對留學之利都是充分肯定的。正如魯迅所說，“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的確，是一代又一代的留學人，往曾經老態龍鐘的帝國，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讓中國人看得更遠更廣。

　　這一點，在新中國成立60年的日子里，更有現實意義。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交往超過以前任何一個歷史階段，西洋景被逐漸戳穿，“出洋”之迷，也逐漸被破除。同時，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讓我們的留學生更有底氣，糾纏百年的悲情逐漸消散。

　　所有的一切，都反映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新建立。建立民族文化自信，而非盲目排外；追求中國學術的獨立，而非孤立于世界之林。這比具體的科技發展，更具有深遠的意義。百年留學潮的起伏與自信回歸，正是從側面見證了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梁啟超曾說：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他期望有一天，中國的子孫們不需負笈萬里，受飄零之苦。

　　如何不再受留學之苦？關鍵是繼續提升中國的綜合實力，提升我們的教育質量與人才環境。如果，我們的護照在國際上越來越暢通無阻，如果我們的大學文憑在國際上越來越值錢，如果，越來越多的外國人甘愿來中國當“留學生”，那么，出國留洋將不再是一個情結或話題。

　　而這才是對偉大中國最好的祝福與紀念！（呂紹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