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天價索賠案的當事人誓有將“維權”進行到底的架勢,又是起訴華碩公司,又是大鬧英特爾會場,近日還向中消協申請立案。這起歷時兩年多的恩怨,還看不到一絲和解的意思。

　　近日與一群媒體同行在飯桌上聊起此事,發現觀點分成截然對立的兩派:一方認為,500萬美元的索賠沒有什么不對,“美國老太太被麥當勞的飲料燙傷還索賠幾百萬美元呢!”另一方則認為,當事人之一的周成宇案底重重、動機不良,確有敲詐之嫌。兩派爭執不下,只能以休戰免談來保住和氣。

　　其實,天價索賠案還有很多關鍵細節沒有結論。究竟是華碩在筆記本的生產中就安裝了工程測試芯片,還是維修工程師在維修過程中更換的,抑或是被索賠者惡意做了手腳,搞清這一點至關重要,它關乎整個事件的定性。而當事人黃靜先是被捕,后又獲釋,并進而得到國家賠償,這一經歷并不能揭示真相。檢察機關對黃靜作出不起訴決定,是因為“證據不足”。按照“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沒有證據就不能定罪,但這同樣不能證明當事人就沒干過那事。

　　現在能夠作為討論依據的事實是,黃靜的確提出了500萬美元的天價索賠,而華碩的確向公安機關報了案。跳出其中的是是非非,我們可以反思,事情何以到了如今這一難以收拾的地步。

　　消費者維權理所應當,但因為一塊筆記本芯片而索賠500萬美元,按照常理來看,至少有些“過度維權”的傾向。因為,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華碩故意在筆記本中采用了工程測試芯片。如果說黃靜是一時沖動還好,但后來周成宇又說要拿這500萬美元建立一個消費者維權基金,聽起來就有點畫蛇添足了。

　　回到華碩身上,華碩認定這些人是故意找茬、純屬敲詐,向公安機關報案也是一種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這也是在替自己維權。只是,天價索賠案有沒有可能以更中庸、更柔和的方式來解決呢?即使談判不攏、調解不成,也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的渠道給雙方一個說法。他要談判就談判,要打官司就打官司嘛,上升到刑事訴訟的高度是不是也有些過度維權呢?

　　其實,很多服務行業都有所謂的“投訴專業戶”,積年累月糾纏企業、索取賠償,有的甚至以此維生。面對這樣的“刁民”,多數企業都是忍氣吞聲,盡量息事寧人,難怪不少企業都感嘆,在這些“消費者”面前,企業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

　　但是,企業對自己的消費者理應保持最大限度的容忍,這是一種風度,也有利于企業形象的塑造。“刁民”的無理索賠,的確有助于企業反躬自省,提升自己的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如果實在忍不下這口氣,那就對簿公堂,到法庭去理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