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目前流行的“農民工是艾滋病防治中亟須進行‘行為干預’的‘高危人群’”、“農民工是艾滋病的重要感染源頭，是傳播艾滋病的‘橋梁人群’”等說法，昆明醫學院教授、云南省健康與發展研究會理事長張開寧表示出完全不同的態度。他說：“別把農民工污名化。農民工是應對艾滋病的脆弱人群，但不是艾滋病‘高危人群’。”

　　張開寧有說服力的數據和資料來自云南“保龍高速公路性病艾滋病預防項目”，他是這個項目的監督評估組組長，兩年多來，他參與了這一項目的大量調查。

　　他指出，“高危人群”一般是指具有高危行為的人群。主要包括：靜脈吸毒者、同性戀、“性工作者”及其顧客，以及多性者等。而“脆弱”則是指“暴露于危險或威脅之中，且對危險和威脅所帶來的影響缺乏應對能力”。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有1億多農民工，他們受教育程度低，技術技能低，獲得信息和資源的程度低，收入低，流動性大，生活、安全、衛生條件差，性沖動化解能力差，艾滋病防范意識薄弱，缺乏醫療衛生服務和應對艾滋病的指導，是一個為數眾多的脆弱人群。研究表明，艾滋病往往傾向于襲擊那些由于性別、年齡、民族、經濟狀況、文化等原因而遭受歧視或面臨被邊緣化的個人和群體。因此，在艾滋病的威脅下，農民工的脆弱地位決定了他們“在應對艾滋病方面的脆弱性”。

　　“城鎮中的大多數農民工都承擔著臟、累、重的工作，并且經濟條件和生活條件都較差，人們往往容易把他們和破壞社區健康的因素聯系在一起，甚至誤以為他們是有高危行為的人群，忽略了他們面對艾滋病的高度脆弱性。2006年實施的‘全國農民工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工程’，由于‘工程’的對象是農民工，就更容易加深人們對農民工的偏見和誤解。”張開寧說。

　　云南大學民族研究院教授沈海梅認為，“把農民工與艾滋病聯系在一起，已經賦予了農民工一種新的社會角色”。

　　“在‘防艾滋病’、維護人民公共健康的國家話語下，實施‘全國農民工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工程’，就把農民工和吸毒人員、‘性工作者’、男同性戀人群放在了一起，使之成為需要整合的特殊社會人群。”她說，“這種關聯，一方面會使農民工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另一方面，把農民工與艾滋病并置在一起，也存在危險性。社會上對艾滋病不了解的恐慌以及厭惡，會增加對農民工的負面印象，降低社會對他們的認同，甚至有可能把農民工置于一種更加不利的地位。這種并置，也會遭到農民工一定程度的排斥，對宣傳產生抵觸，而削弱宣傳效果。”

　　沈海梅認為，“預防”這類話語可以改為“建設”，如在農村社區的發展規劃中，專設“人口流動與社區公共健康建設”專題，在農村常住人口中普及艾滋病知識、安全套的使用等預防方法，探索更有效的農村公共健康建設模式，分性別人群來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干預，“突出‘農民工與公共健康建設’這樣的宣傳話語，而不是把農民工與AIDS并置。”

　　“非常重要的是，不能把1億多流動人口都貼上‘加速艾滋病傳播’的標簽。要做好工作，首先是對農民工和流動人口的尊重和保護，而不是武斷地給他們貼上任何標簽。”張開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