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國人對抗生素的使用過分積極，但對研發則投入不足——四川抗生素工業研究所面臨的窘境，正是整個抗生素工業研發領域的縮影

　　本刊記者/嚴冬雪 文/李赫然

　　一場角逐正在進行——一方是抗藥性越來越強的病菌，另一方則是抗菌素工業研究者。

　　“全國的抗生素研發大部分源自國家級研究所里，我們上世紀50年代從蘇聯搭了班子、1965年從上海內遷到成都。”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四川抗菌素工業研究所(下稱“川抗”)所長易八賢說。

　　這家擁有400多名員工的機構改制前直屬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近50年的歷史中，開發出挽救了眾多人生命的利福噴丁、慶大霉素(為了慶祝中共“九大”得名)、正定霉素(在河北省正定縣找到的菌種)，以及丁胺卡那霉素、頭孢氨噻肟、環孢菌素和萬乃洛韋等在內的70多個重要醫藥品種。1990年前，有影響的抗生素大都出自川抗。

　　“它也是國內唯一‘堅持’下來的抗生素工業研究所。”易八賢說。

　　之所以用“堅持”，是因為超級細菌的飛速出現，使得研發機構越發難以招架。在抗生素研究領域，一二十年的累計投入是無法計算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國家投入，納入每年的財政預算。對川抗而言，每年至少有一千萬資金、三四百人力投入，一種新藥的周期最少也得十幾年。與此對應的是，由于抗生素的中國式濫用使得一種耐藥菌的產生，只需要一兩年，甚至幾個月。

　　另一點值得關注的是，對于國內而言，抗生素生產面臨著“短平快”的低水平仿制窘境。易八賢告訴記者，藥監局將抗生素列為高危品種，因為在仿制中，各廠家都追求快速收益，在技術和深度上面，工業的基礎沒做扎實。

　　與研制抗生素的十幾年投入相比，仿制藥品的時間周期短，最多三年。“但是仿制藥品就像做出一個低檔轎車，能達到人家奔馳的性能嗎？”易八賢這樣比喻，“現狀上，國內抗生素的現狀就像我們的環境一樣——臟、亂、差，水平參差不齊，價格體系也很亂。新的產品要價就高，為了賺錢。”

　　由于這一追求“短平快”現狀，中國的抗生素工業產品與印度都差距甚遠。“我們只能做粗原料出口給人家，然后由印度制成藥品。”易八賢說。目前，中國出口的抗生素都是以原料出口的，不是醫藥品出口的。

　　業內認為：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主要由于國家醫藥規劃的改變。20世紀90年代之前，國內抗生素緊缺，國家集中了有限的資源來搞抗生素研究，取得了重大的進展。近年則對抗生素的投入非常少。戰略上，國家醫藥到2020年中長期發展規劃里，都沒有將抗生素研究作為重點。

　　易八賢對此規劃也很理解，“這些藥從經濟上肯定是不合算的，但是我們(國屬機構)不做這些事情誰做呢？”因此，唯有“堅持”。

　　作為中國最大的抗生素菌種保藏地點，川抗擔負著保管幾十萬種菌種的任務，新藥的研究也一直沒有停。由于耐藥菌的飛速出現，在收益緩慢甚至零收益的緊逼下，川抗這樣一棵國內的獨苗苗，面臨著無以為繼的困境。

　　“我們現在就是沒錢。”易八賢說。川抗的菌種庫里，菌種都已采集完畢，但是沒有資金供人篩選。研發任務非常艱巨，需要幾千萬到上億美金、幾百個高級科技人員，而篩選的時間周期快慢則依賴運氣的好壞了。“少則8～10年，多則幾十年，才可能搞出一個藥，還不一定能真正上市；即使上市，也可能1～2年就耐藥了”。

　　但易八賢始終覺得，有這么多好東西都放在庫里，就像一個龐大的未知寶藏，“我估計還能篩出不少好東西來”。

　　對于川抗這樣的國屬科研院所，國家每年撥款700萬元。但這一撥款，全部用于離退休職工的工資、保險、醫療費，尚有缺口兩三千萬。“于是，所里靠做一些標準、賣‘青苗’、給企業提供技術支持來創收，填補每年上千萬的缺口。”

　　2000年，川抗轉給哈藥集團頭孢噻肟，轉給浙江海正藥業表阿霉素(是用于抗腫瘤的)。這兩項轉讓的技術收入僅一兩百萬，“但是制藥廠的受益則肯定上億。”易八賢說。

　　“國內抗生素工業化的研究所本來就不多，現在還被邊緣化。”易八賢說。除了這家國內唯一的國家級抗生素工業研究所，省級的抗生素研究所也僅剩下“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行內人仍習慣稱它作“福抗”。但與國內絕大部分抗生素研究所一樣，“福抗”已經不再以抗生素為唯一研究對象，并將名字改為了更為寬泛的“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唯一保留著“抗菌素研究所”名稱的川抗，對抗生素的研究也僅占工作比例的60%。

　　易八賢跟發改委、國家醫藥總局呼吁：抗生素領域，要按照科學發展觀，調整產業結構，從基礎上一點一滴做起，國家要引導科研單位、工廠做這個事情；第二要全面提高抗生素質量，對上市產品進行再評價，不能追求短平快，要淘汰落后生產工藝，至少要把仿制標準達到其他國家原產地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