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打工的東北姑娘孫小丹，花了兩年時間，在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的幫助下，最近終于獲得了工傷證。但她的用人單位卻立即申請了不服工傷認定的行政復議，孫小丹要獲得工傷待遇，還須繼續等待。但此時的她，腦部嚴重受傷，每個月需要四五千元的醫藥費，家里唯一的哥哥為她已借了十多萬元錢。

　　“勞動關系”得不到確認，往往成為工傷維權路上的一道攔路障。雖然新《勞動合同法》強調保障打工者的利益，要求企業和勞動者簽合同，繳納社保等保險，但在就業不太景氣的情況下，用人單位往往不肯和員工簽勞動合同，為保工作勞動者只能忍氣吞聲。另外，也有勞動者自己不愿意簽合同，認為簽了合同不自由。但沒有勞動合同，勞動者就等于失去了一道權利屏障。

　　維權之路漫漫，孫小丹的家人在律師的幫助下，經過勞動仲裁、一審、二審，走完了工傷認定程序的第一步，確認了勞動關系，并拿到了工傷證。但用人單位不服工傷認定的行政復議，意味著要繼續走行政復議、行政訴訟，都勝訴了，才有可能享受到工傷待遇。在正常情況下，一個工傷案件的處理程序，要達到13項，如果涉及第三人侵權，走完全部程序可能要達到1300天，甚至要走21道程序。此次國務院法制辦發布的《工傷保險條例》征求意見稿中，取消了“行政復議前置程序”，有關程序經過了簡化，可以節省30%的時間。但一個工傷案件，走完程序還是需要800天。

　　碰到重大事故，不要說800天，就是8天，甚至1天，幾個小時，生命都等不起，工傷者的親人都等不起。工傷者最需要的，是經濟的援助，和醫療的救濟，但事發后他們往往無處找到“救命錢”。在南京一家公司打工的小周，工作時不慎從樓上摔下，顱內嚴重骨折，他的父親求公司出錢救命，公司答應“幫忙”，但要求老人家寫借條，并簽字承諾事故與公司無關，周父情急之下答應了。小周是典型的工傷，但他要享受到工傷待遇，將由此變得非常艱難。

　　一項統計顯示，受工傷群體最主要的是進城務工者，以青壯年男性居多，本來在經濟上就較弱勢，往往承擔不起醫藥費之重和工傷維權之累。他們的家庭因此陷入貧困，他們的人生也因此改寫，因為拿不到錢，輕傷拖成重傷，重傷拖成死亡。

　　針對類似情況，應通過立法等途徑，賦予工傷認定部門確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權力，根據勞動者提供的證據，直接適用勞動部門有關勞動關系的規定。用人單位如不服，可舉證推翻。同時，工傷認定程序還須進一步縮減。當下，建議，先行墊付工傷者的醫療費用，待工傷者走完工傷認定程序再償還。一定要讓勞動者以及他們家庭的生存發展能力，得到切實的保護，這是事關社會和諧的大事。(趙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