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年元旦正式實施的《醫學教育臨床實踐管理暫行規定》明確要求,醫學生參與臨床實踐前必須得到患者的同意。醫學教育界人士擔心此舉將使實習生更難接觸到病人,筆者深有同感。近年來，隨著人們隱私意識的高漲和醫療糾紛的增加，實習生的實習空間已經越來越窄，要求醫學生參與臨床實踐前必須得到患者的同意，恐怕會雪上加霜。

　　以往的臨床實習中，只要患者不表示明確反對，實習生都是自然跟隨帶教老師從事診療活動和臨床操作，或者說是在一種默許狀態下進行的。現在明確要求征得同意，不僅讓實習生自曝身份，也讓很多原本“將就同意”的患者有了直接反對的“勇氣”。這樣的結果，很可能導致實習生根本就沒有實踐的機會。比方說，對于打針輸液等侵入性護理操作，執業護士尚且不能保證“一針見血”，又有幾個人“心甘情愿”讓實習護士來操作呢？護士尚且如此，醫生就更不用說了。手術操作是實習的重點之一，闌尾手術是實習醫生唯一能夠主刀的手術(手術臺上學生主刀，老師當助手)，可以說闌尾炎是實習醫生的最愛。如果要事先征求患者的同意，實習醫生還有機會嗎？

　　從現階段來看，《暫行規定》的施行確實能保護病人的隱私，作為個體的患者，也能得到一定的利益———誰都知道，實習生的操作水平與熟練醫生有差別；誰都希望自己能得到最高水平的治療和最完美的服務。但是，如果當實習生的時候沒有打下扎實的基礎，單獨執業之后又如何能夠獨擋一面？如果醫生護士的臨床操作技能發生整體性的滑坡，受害的將是整個患者群體。近年來，由于實習操作不足，新畢業醫生的臨床技能已經有下降的趨勢。

　　醫學的臨床技能是實踐性的———不親自動手，紙上談兵是學不到真功夫的。一名女性患者面對陌生醫生檢查其生殖器官所產生的尷尬，以及一名口腔疾病患者面對一群學生不斷地張口示教所產生的煩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筆者堅決反對那種群體學習的模式(即一個帶教醫生同時帶幾個甚至十幾個實習學生)，但一帶一的模式應該是可以接受的———這是維持醫學事業傳承的最低水平，已將可能的不良影響降到了最低程度。當然，醫學教育部門要嚴格實習生操作的規范與管理，與時俱進地改進帶教的方式，將實習生的操作置于老師的監管之下，最大限度地保護患者的隱私、顧及他們的主觀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