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的《新京報》社論提出“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仍有必要”。但也應該看到，這個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醫生雖然在醫療行為中發揮主體作用，但他們的行為是否可以自證清白，在很多時候還是需要客觀的資料說話，客觀資料往往需要各種檢查來獲取，如此，在病人病情比較危重的時候，醫生可不可以為了留取證據而讓病人去接受對治療本身沒有特別指導意義的檢查？特別很多病人的親友又不同意尸體解剖，醫院的舉證又該如何做呢？

　　其次，舉證的成本應由誰承擔？如上所說，醫院要舉證，就需要留取客觀資料，而不論是什么檢查，都涉及成本問題，諸如尸體解剖這樣的特殊檢查手段，則需要幾千元。

　　此外，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是，在證明醫院方面確實有問題之后該怎么辦？

　　前幾天，筆者在一個學術會議上聽到了這樣一個讓人吃驚的數據：有資料顯示，美國一年死于和醫療失誤有關的人數高達10萬，遠遠高于死于交通意外的人數。高明的醫生“陰溝翻船”的現象也不鮮見。讓他們失去前途就可以平息病人方面的不滿嗎？可不可以存在免責條款呢？在醫療失誤本來難以杜絕的背景下，卻要表現出自己一貫正確，總是有理，這迫使醫療機構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來掩蓋自己的不足。 善水(北京 副主任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