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

　　她們為什么被活活拆開？

　　她們的養父母都表示并不知情。克勞德開玩笑說是神秘王室的下一代，姐妹倆猜測是生母的無意之舉。但凱瑟琳的一句話讓倆人驚呆了：“有關先天重要還是后天重要的科學研究。”

　　當今天回憶起最初得知真相的情景時，葆拉說：“就像電影中的情節一樣，我當時眼淚奪眶而出。”

　　一周后，她在互聯網上試圖用“路易斯·韋斯收養之家”和“雙胞胎”進行搜索。一篇刊登于《紐約日報》的“醫生原來知道”的文章映入眼簾。與此同時，艾莉斯也搜索到了內容相同的文字，題為《實驗室里的小老鼠》。

　　與她們姐妹的命運略微不同，這次實驗室里的“小老鼠”，是個三胞胎的故事。

　　1980年秋天，當19歲的羅伯特·沙夫蘭(Robert Shafran)走進紐約一家專科學校時，意外地發現很多人向他打招呼，稱他為艾迪(Eddy)。

　　最初他以為這可能是惡作劇，直到艾迪·格蘭德(Eddy Galland)出現。他們出生于同一天、同一個地方，都來自路易斯·韋斯收養之家。更奇怪的是，兄弟倆都是摔跤手，常抽萬寶路牌香煙，智力水平都是148。

　　當這個感人的故事被媒體披露后，大學生大衛·科爾曼(David Kellman)仿佛中邪了。他從報紙上看到了一模一樣的自己。原來，他是第三個孩子。

　　這篇發表于1997年的報道，揭出一個驚人的秘密：將這些雙胞胎或多胞嬰兒分開的建議，來自維奧拉·伯納德(Viola Bernard)。這位路易斯·韋斯收養之家的精神病學顧問認為，多胞胎能夠從分別收養的環境中受益。在她看來，這種做法無疑是雙贏的局面：一方面，多胞胎可以各自建立屬于自己的個性；另一方面，領養人也可以減輕負擔。

　　他的支持者還包括當時的美國兒童發展中心主席彼得·紐鮑爾(Peter Neubauer)。從上世紀中葉起，這兩家機構就此展開合作，并得到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的資金支持。一家澳大利亞出版的多胞胎研究刊物顯示，這項研究涉及5對雙胞胎和一對三胞胎，一共13個孤兒。

　　在伯納德的論文目錄里，葆拉發現了題為《兒童發展中心雙胞胎分離的研究(1953~1997)》的文章。為了避免給當事人帶來不便，這些數據被密封在耶魯大學圖書館，直到2066年才能夠公布。

　　“想想我們的資料竟被存在某地的文件柜里，這太可惡了。”葆拉說。

　　從報紙上，這對雙胞胎姐妹找到了作為當事人之一的克魯格曼(Krugman)醫生。這位醫生承認當時有人曾反對過伯納德實驗，但似乎并不是出于倫理考慮。一位路易斯·韋斯的員工說：“分開雙胞胎——我可不干，他們之間神秘的關系非常強烈。”

　　“作為科學家，我究竟應該堅持什么？”克魯格曼似乎并不為此感到羞恥。

　　彼得·紐鮑爾也拒絕對此發表評論。當葆拉撥通他的電話時，一個東歐口音回答：“我很忙。”然后匆匆掛斷了電話。

　　對此，艾莉斯幽默地比喻：“好像他是個邪惡的科學家，而我們是實驗室的小老鼠，現在來找他報仇似的。”

　　有關這項研究的秘密，一經披露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哥倫比亞新聞公司的《周日早間新聞》欄目以《以科學的名義將雙胞胎分開》為題進行報道。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則播出了題為《每個人都應得到尊重》的廣播故事。

　　遺傳學家托馬斯·鮑查得(Thomas Bouchard)評價伯納德和紐鮑爾“幾乎可以說是魔鬼”。同樣作為雙胞胎研究專家，他只是將孩子們帶到實驗室。在一周的時間內，安排他們住在不同的房間里，回答上萬個同樣的問題。通過對比分析，然后得出結論。

　　“沒有人有資格，無論用什么借口，剝奪別人的幸福。”托馬斯補充道。

　　斯本斯·查平收養之家的退休主席也表示：“我們從不這樣做。”這是美國最大的收養機構之一。

　　獲得普利策圖書獎《雙胞胎：誰能告訴我們，我們是誰》一書的作者勞倫斯·賴特(Lawrence Wright)統計，全世界大約有不到300對失散的雙胞胎最終重逢。與葆拉姐妹不同，他們大多數被親戚分別收養，并知道對方的存在。

　　據了解，如今大多數收養機構被禁止分離雙胞胎。

　　分歧

　　消息很快傳開了。

　　周圍的許多朋友恭喜姐妹倆終于重逢。“這可比彩票中大獎還幸運。”葆拉的侄子也是個養子，他嫉妒地說，“真不公平，我也想有個雙胞胎。”

　　相比之下，伯恩斯坦夫婦和莎因夫婦反應更大。2004年9月，當他們在葆拉的公寓相見時，好比失散多年的親戚，一下子擁抱在一起。葆拉的母親開始號啕大哭。

　　“我的天啊，”艾莉斯的父親盯著葆拉驚呼道，“你看起來和艾莉斯高中的時候一模一樣。這真是不可思議！”他還開玩笑說，如果當初領養了葆拉，或許現在已經榮升外公了。

　　在各式各樣的假設中，最多的假設莫過于“如果你的家庭收養了我，我會變成你嗎？”答案最終是否定的，因為姐妹倆逐漸發現了彼此的分歧：一個喜歡自由，一個向往穩定；一個抱定獨身主義，一個擁有幸福的家庭。

　　最激烈的一次矛盾爆發源于約見律師。當艾莉斯與葆拉商量咨詢內容時，葆拉的回答讓她大吃一驚。

　　“我想知道凱瑟琳未經我允許，就幫助你聯系親屬，這種行為是否合法？”

　　“什么？難道不應該是路易斯·韋斯之家私自把我們分開是否合法嗎？”

　　“我很生氣凱瑟琳告訴我你的存在。”“難道你希望我從未找過你？”

　　葆拉遲疑了，輕輕地說：“不管怎樣，那都是過去了。”

　　葆拉事后坦言，自己并不喜歡沉溺于往事。在丈夫入睡后，她在日記里寫道：“如果我和艾莉斯從小共同長大，我肯定不會那么孤獨無助。但我還是有些難以接受，這個世界上還有另一個我的存在。”

　　艾莉斯聯想起7歲那年全家到海濱度假。一個大浪把她卷入海中，吞下好多水，以至于無法呼吸。“當時我的心情就是那樣，十分痛苦。”

　　但畢竟血濃于水。姐妹倆最終在一部電影中達成和解。通過艾莉斯導演的這部電影，葆拉意識到妹妹的生活方式并非難以接受。現在，她深深為艾莉斯的才華感到自豪。

　　當記者致信葆拉，詢問兩姐妹是否依然存在爭執時，她給了“幾乎沒有”的答案。

　　“當我們相遇時，我的頭發短些，顏色淺些。現在變長了，也重新染色了。與此同時，艾莉斯的頭發又剪斷了。所以我們的頭發變得一模一樣了。”葆拉解釋說，“我們不像最初見面時那么介意一些東西了。”

　　母親

　　眼下，這個拼圖游戲上最大的空白就是母親了。通過一位路易斯·韋斯之家的老員工，葆拉找到了她們出生28天后，在麥格太太家的檔案記錄。其中的葆拉被稱為讓，艾莉斯叫瑪瑞安(Marian)。

　　檔案記錄中寫道：“麥格太太顯然在悉心照料這對雙胞胎。她甚至能辨認出兩者的區別，體重、面部表情和胎記等各個方面。她還注意到讓比瑪瑞安更為活潑，醒得早，哭得更大聲、時間更長。雖然她更喜歡讓，但她盡量平等對待每個孩子。”

　　麥格太太現在在哪兒？她是否知道路易斯·韋斯之家無權泄漏她的真實姓名？這對雙胞胎姐妹不由地嘆息：居住在紐約的麥格太太何止成千上萬，哪一個才是她們要找的麥格太太？她們抱著最后的希望發出最后一封信，試圖探詢有關生母的點滴信息。

　　2006年5月，在葆拉生下第二個女兒不久，姐妹倆收到以下回復：

　　“當你們出生時，你們的母親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住院。在之前的1968年6月24日,她有過一次自殺行為。隨后被診斷出精神病性疾病，開始服用治療藥物奮乃靜。據說她是個膀大腰圓的女人，擁有棕色的頭發和眼睛，牙齒不是很好。由于她當時精神混亂，并不知道你們的父親是誰。”

　　這和姐妹倆的猜想完全吻合。“我一直覺得她肯定是個大個頭。”葆拉笑著說，“現在聽起來好像是個狼外婆。”

　　下一步就是查詢母親的名字了。通過猶太家庭及兒童服務局(Jewish Board of Family and Children＇s Services)，這對雙胞胎了解有兩個選擇。

　　其一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健康科學圖書館。1998年伯納德去世后，她把個人信件和文檔捐到這里。有關兒童發展中心的雙胞胎研究，被放在3個128.5升容量的盒子里。然而只有等到2021年1月1日才能對外開放。

　　還有一個辦法是到紐約市公共圖書館。在位于地下的宗譜室里，有兩大本1968年紐約新生兒的全部記錄。

　　這對姐妹選擇了后者。葆拉從字母A查起，艾莉斯尋找9月13日在長島出生的所有女嬰。可惜5個小時過去了，她們一無所獲。

　　一周后，兩人再度來到圖書館，終于在厚達1076頁的記錄里，找到了母親的名字：讓·維特(Jean Witt)。坐在圖書館的臺階上，艾莉斯含著淚說：“我找了媽媽兩年，現在終于找到了。”

　　葆拉望著只有一街之隔的林肯大廈說：“我爸爸曾經在那里工作，我去看過他無數次。誰能想到我曾經這樣接近身世。”

　　真相

　　幸福似乎就在眼前。通過互聯網，葆拉開始查找維特家族。鑒于路易斯·韋斯之家曾透露母親的父兄都擔任律師，她們將目標鎖定為大衛·維特(David Witt)。

　　這個猶太人出生于1936年，比生母大3歲，同時還有個律師父親。不過資料顯示他是家中的獨子。難道維特家族不愿意承認未婚先孕的女兒，還是那個女兒早已離開人世？

　　這些疑問并沒有得到大衛·維特的解答。他在電話里冷冷地回答：“對你我沒什么可說的。”

　　姐妹倆揣測：他究竟是不是舅舅，如果是的話，為什么這種態度？如果不是的話，為什么不直接說打錯了？他是不是有什么難言之隱？

　　“我認為如此。”葆拉說。艾莉斯也同意：“這極有可能。”

　　她們開始行動。先是給大衛·維特寫了封信，再三表示決無惡意。接著她們找了名私家偵探，開始打探有關生母的消息。

　　葆拉坦言并不打算約見生母，只是希望了解她的現狀，“無論她在20年里搬過47次家,還是永遠住在同一間房子里；無論她從未結婚，還是生過其他孩子”。

　　私家偵探首先有了消息。讓·維特的真實姓名叫麗達·維特(Leda Witt)，已于1978年去世。此外還找到一張麗達高中時的畢業照片：一個留著厚厚卷發的女孩兒，活潑開朗地笑著。

　　有關生母模糊的形象逐漸清晰起來，尤其在2006年年底維特舅舅的到訪之后。他并沒有多言自己的態度為何轉變，只是相約在曼哈頓阿姆斯特丹大道的第77街見面。據說，這是麗達·維特出生的地方。

　　維特舅舅彬彬有禮，卻有些緊張。他的臂膀在顫抖，而且一言不發。

　　他領著外甥女在街角打轉，依舊一言不發。

　　終于，這位身穿條紋牛津襯衫的老人指著一棟樓房說：“這是麗達生長的地方。”他停頓了一下補充道，“也是她度過最后歲月的地方。”

　　在這位哥哥的描述中，妹妹麗達生病前是個活潑、開朗和聰明的好學生。她的愛好是繪畫，雖然水平一般。身為猶太人，她很少參加猶太教的聚會。同樣的，她也沒有告訴大衛孩子的生父是誰。

　　告別之前，這個舅舅喊住了轉身走遠的雙胞胎姐妹，高聲說：“她是個好人。”

　　就像不斷更新的電腦技術，葆拉有關過去的印象似乎一下子從一張照片，擴展到無數個故事。2007年，她和艾莉斯把這些經歷集結成書，取名為《最熟悉的陌生人——一對雙胞胎分離又重聚的回憶》。

　　這本書先后登上《讀者文摘》、《連線》等雜志的推薦書目，并被冠以“又酸又甜的回憶”和“令人震撼的故事”等評語。據出版商介紹，這本自述體書籍已經翻譯成法語和荷蘭語，還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發行。

　　如今，這對姐妹住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同一條街道上。當艾莉斯坐在陽臺上讀書時，抬眼便可以看到葆拉和女兒在草坪上玩捉迷藏游戲。有時候夜晚，兩人穿上寬大的睡衣，喝著草本飲料，坐在露臺上聊天。

　　“很難說我們的未來如何，那確實是未知領域。”艾莉斯說，“自從找到了葆拉，我覺得失去的所有又回來了。”

　　幾天前，姐妹倆正在美國、荷蘭和比利時旅行。她們計劃把無辜失去的35年光陰一點一滴補回來。

　　住在一家鄉村旅店里，葆拉給記者回信說：“我現在深切領會到姐妹的含義。希望遠在天國的媽媽能夠知道，你的女兒們相處得很好。” （記者 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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