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指定一家傳染病醫院作為乙肝孕婦“定點收治醫院”，其他醫院不得接收。乙肝公益人士認為此舉是公開宣揚歧視。乙肝患者擔心會泄漏個人隱私。

　　背景：指定一家傳染病醫院作為乙肝孕婦“定點收治醫院”，其他醫院均不得收治乙肝及其病毒攜帶者的孕婦，不得對此類人群接生。日前，山西省太原市衛生局的一紙“紅頭文件”引起軒然大波，不僅被指“公開宣揚歧視”，且法律界人士也質疑該做法剝奪了乙肝病毒攜帶者在普通醫療機構進行生產的權利。(8月4日《東方早報》)

　　點評：群體性偏見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太原市衛生局出臺文件對乙肝孕產婦實行“定點收治”，在沒有弄清楚事實之前，我們不可匆忙斷定這個“紅頭文件”的動機。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假如這個“紅頭文件”不切實際，涉嫌乙肝歧視，甚至和現行法規有所沖突，就會導致在防治相關疾病過程中忽視對這部分人群的權利與人格給予應有的尊重與維護。因此，對乙肝孕婦的收治以“紅頭文件”的方式規定下去，固然能夠擁有行政的威風，卻喪失了政府的威信。從源頭上消除歧視隱患，為病人創造一個良好的公平的環境是我們這個社會應該努力的方向，是節約維權成本之舉，更是法治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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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點收治”乙肝孕婦

　　指定一家傳染病醫院作為乙肝孕婦“定點收治醫院”，其他醫院均不得收治乙肝及其病毒攜帶者的孕婦，不得對此類人群接生。日前，山西省太原市衛生局的一紙“紅頭文件”引起軒然大波，不僅被指“公開宣揚歧視”，且法律界人士也質疑該做法剝奪了乙肝病毒攜帶者在普通醫療機構進行生產的權利。

　　此舉被乙肝公益人士認為是公開宣揚歧視，乙肝患者擔心會泄漏個人隱私。如此種種，在筆者看來，都是正常的反映，并不讓人意外，讓人意外或者說吃驚的是，行政衛生部門何以作出該項決定？

　　山西省太原市衛生局出臺的“紅頭文件”恰恰是群體性偏見的產物，而在這種群體性偏見的背后隱藏著“社會病”。如果不正視到這點，我們就不可能找到問的根源所在。偏見是在缺乏足夠證據的基礎上，根據某個人的群體身份而下的定論。 偏見形式上針對個人，實質上針對群體。針對個人，也總是將他當作某一群體或類別的一分子。

　　美國社會學家薩姆納提出，根據群體成員對待群體的立場和態度，可把群體劃分為內群體與外群體。凡是成員感到自己與群體關系密切，對群體的歸屬感強的群體，就是內群體。通過對山西省太原市衛生局“紅頭文件”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把乙肝孕婦當成了外群體，而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對外群體常常表現為冷漠、輕視或有偏見，尤其當內群體與外群體對立時。紅頭文件的出臺恰恰印證了這點。

　　如果在醫學上大部分乙肝病毒攜帶者能被確認為健康的話，那么地方就無權通過某些規范性文件來公開宣揚歧視，否則，這不僅侵犯了他們的平等權，還侵犯了他們的人身權利，影響了他們的身份權和名譽權。如此以來，山西省太原市衛生局“紅頭文件”遭到詬病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群體性偏見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醫學社會學認為，當某一種病癥使其罹患者不能自主地、廣泛地被隔離或半隔離于正常社會行為之外，并因此而引起多種形式的社會連鎖反應，那么，它可以被看作是必須從社會角度去判斷的“社會病”。 應該承認，人們對待乙肝病毒攜帶者雖然有偏見，但歧視行為還沒有形成全面的、普遍的態勢。然而，作為一個由醫學問題衍化而來的社會問題，乙肝所引起的討論已更大范圍地深入和擴散到制度層面，這里就不再是社會中個體與個體的互動、優勢群體和劣勢群體的互動，而轉為是抽象的制度或政府、組織與攜帶者群體的互動。如果說，在前一種互動中所發生的是直接的偏見和歧視，那么，后一種互動就是間接的，它是通過對于一項制度或規定的制定和依賴來實施的。如山西省太原市衛生局出臺的“紅頭文件”。

　　乙肝孕婦既不構成道德上的弱點，也不是法律上的犯罪，它只是一種潛在的病理性缺陷。本來，這樣一種疾病本身并不值得討論，但當它由于附著于個體身上，并成為了共同具有這種缺陷的所有個體的群體性標簽時，它也就在社會中被異化了，它給它的載體帶來了生存困境。當社會和攜帶者群體開始進行各自的策略選擇時，社會問題就應運而生，乙肝孕婦也就帶上了“社會病”的影子。

　　因此，山西省太原市衛生局針對乙肝孕婦的“紅頭文件”就成了 “社會病”的隱喻。(作者：朱四倍 稿件純系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