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張瀅瀅

　　近日，天津作家馮驥才帶著他新編著的《羌族文化學生讀本》出現在人們面前。此時，距他親自帶隊赴四川災區進行羌族文化遺產調研和搶救僅3個月。“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將他們的文化風貌以書面和其他形式留存下來，不得不搶，再不搶就消失了。”他說。

　　而單一個“忙”字來形容馮驥才，似乎已經不夠用。除身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所需要做的大量工作外，他還帶著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的學生作多個課題研究，并為文化遺產保護的各類社會活動奔走、親自帶隊趕赴文化遺產搶救第一線。而寫作和繪畫，已是百忙之中的“奢侈享受”。年逾六十的他，戲稱自己正在“四條戰線”上齊頭并進。

　　從上世紀90年代起，馮驥才把大量精力投向對中華傳統、民間文化的搶救和保護，這位曾以《神鞭》、《三寸金蓮》等小說為人們熟知的作家，如今在媒體上獲得的最多稱謂是“文化遺產保護的守望者”。

　　保護搶救，是為存留“國民精神”

　　在不少人看來，從文學轉向文化遺產保護是個很難逾越的跨度，但馮驥才認為，這只是表面職業的不同。文學同文化遺產，最終的落腳點都深埋于每個人內心的國民精神。“這是個持續和自然的過渡，并不存在什么契機、突變的說法。最終來說，我所關心的東西一直沒變。”對他來講，文學的意義同文化遺產保護是一脈相承的。

　　從“傷痕文學”時代走來，馮驥才和許多人一樣歷經了無數充滿激情、夢想和挫折的歲月。特殊的時代和經歷使得他對于人的心靈生活特別關注。“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作家都先天地具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這是我們無法回避和不能繞過的。當時我們關注的是自由、人性、尊嚴和平等，寫作自然也就圍繞這些主題展開；而現在，社會的大環境凸顯出人的精神價值的重要性，這也是更接近本源的一種東西，追根究底來說，就是文化。”

　　而對于擁有多重釋義的“文化”一詞，馮驥才最重視的便是他目前工作的主要部分:“我們的精神和基因都與文化相關聯，而國民精神價值體現于文化傳統所依附的文化遺產。我們談保護，談搶救，最終還是為了存留屬于自己的國民精神。”他笑說:“文化人嘛，天生是精神至上的。”

　　文化是一種細柔、緩慢的滲透力

　　文化能打造么？這是馮驥才一篇文章的題目，也是他對當下環境中種種文化虛浮現象的思索。“打造和真正的文化建設完全是兩回事情，所謂打造文化背后都是商業化的包裝和市場化的改造。”他認為，文化最終的存在意義是為了塑造和提升人們的精神素質，“文化是一種很細柔、緩慢的滲透力，是無形中作用于人的，它對于人的影響也是無形的。這種節奏顯然和當下快餐式的消費模式有所不同，于是矛盾就產生了。市場拒絕深層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陸離的一層。文化的淺薄化是市場化的必然。”

　　而對于近年來聲勢浩大的孔廟祭祀等慶典活動，他也有自己的看法:“這種活動有純的文化在里面，但對于文化的傳承究竟有多大意義，就值得商榷了。除去地方政績，除去房產開發或者旅游開發能帶來的經濟利益，又有多少是真正為了推廣傳統文化？”

　　在商業化的大環境下，如何保持本土文化的純度和存續能力是馮驥才一直在考慮的問題。“‘全球化’的確給我們帶來了生活發展，但它對文化的沖擊是不可估量的。”在一篇文章中，馮驥才把當下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歸結為“文化粗鄙化”。而民族文化的粗鄙所帶來的問題，不僅是對于自身文化的損害，而且也會影響民族素質，同時致使人們喪失文化的自尊與自信，“失去這種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才是最可怕的”。

　　行動的意義和思想的力量

　　相比于其他“頭銜”，馮驥才更喜歡自稱為“行動的知識分子”。天津老街保衛、對敦煌文物的保護、親赴一線做文化遺產搶救，并以此在《收獲》上開辟《田野檔案》專欄、為文化遺產日的設立而多方呼吁、為搶救消逝在田野中的古村落四處奔走……為了進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馮驥才的足跡早已遍布大江南北。

　　在汶川地震發生一個月之后，馮驥才帶隊深入尚有余震的四川災區，對羌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區進行文化遺產的實地考察和搶救，并在9月向災區捐獻了一萬冊《羌族文化學生讀本》。“在帳篷小學里，我們見到了經歷地震的羌族孩子，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對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清楚。希望通過這個讀本，能讓羌族孩子多了解一些他們的民族。”他說。

　　在友人陳思和的眼里，馮驥才是個永遠在路上的人:“文化血脈其實是靠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融化在具體的實踐中轉化為事功，點點滴滴地積累和生長，任何一種夸大的流行的文化現象，都沒有救世的奇效功能。但是馮先生所強調的實實在在的行動，是我所崇尚的。馮先生的不鄙薄也不拒絕自身周圍的環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來做好一兩件有理想的工作，是我非常佩服而且推崇的。”

　　而馮驥才自己的話，也許是對他這一稱謂最好的詮釋:“不管是風風火火搶救一片在推土機前顫抖著的歷史街區，還是孤寂地踏入田野深處尋覓歷史文明的活化石，惟有此時，可以同時感受到行動的意義和思想的力量。”

　　(摘自《文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