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七月二十八日電題：北大改革——中國高等教育的新起點
作者孫宇挺
“北大這次改革重新點燃了在人們心中沉寂已久的教育改革的希望。”教育學者楊東平說。
回眸歷史，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北大教改有可能成為中國教育的新起點。這次改革與以往相比有兩個特征：一、這次改革是來自學校自身需要的自發行為，不再是國家行為。二、這次改革直接切入改革最具利害關系的人事制度，不再依照循序漸進的步伐。重新審視新中國教育的沿革，于更深刻地理解今天北大改革的意義或有裨益。
高等教育的草創期
一九五二年，新中國按照蘇聯模式改造舊有的高等教育，以專業和學院為基礎，以培養專門性人才為目的，構造了新中國成立之后高等教育的模式和品質。這種模式集中了國家資源，迅速培養了大批高度專門化、專業狹窄的“現成專家”，卻有其明顯的弱點和弊端。按照楊東平的觀點，這種模式嚴重削弱文科和綜合性大學，使得人才培養過于專門狹窄，效益低下。因此這一模式成為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教育改革的重要對象。
文革后教育的恢復“文革”十年后，中國恢復了高考，這讓中國的教育重新走上正軌，也為同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緊接著，一九八五年中國推進的教育體制改革開啟了高校改革的新征程。當時在《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了“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相應地改革勞動人事制度”等要求。
這次改革的嘗試帶給了中國教育界許多新氣象，據楊東平回憶，當時全國共有一百多所高校實行黨政分開和校長負責制，其中年輕的深圳大學更是以“黨委治黨，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收效良好而著稱于教育界。但遺憾的是，這次大學改革的嘗試并沒有維持多久，時至今日已被大多數人遺忘。
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新階段
一九九三年以后，國家加大了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國家在一九九五年啟動的“二一一工程”和隨后啟動的“九八五工程”都將重點落于學科建設方面，相對而言，在教育體制改革層面上的動作緩慢。楊東平比較了一九九八年出臺的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九條涉及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與一九八五年推進的教育體制改革的異同。
北大改革的意義
回到今天北大的改革，與以往不同，這不再是一場自上而下循序漸進的改革，而是一次由改革主體從自身需要出發的自覺行動，也許這正是這場改革的最大意義所在。也許今天北大的改革只是在改革面對的體制“南墻”上找到一個比較脆弱的突破口，但當缺口打開以后，北大獨特的歷史地位和象征意義將會把原本屬于校內的改革推向了整個教育界甚至可能是更大的舞臺，甚至為中國的改革推開另一扇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