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5日電 報載：廣州琶洲村民土地被政府征收，每戶獲得土地使用權的補償費40萬元，新選出來的村委會權力被街道辦架空，以致農民的文化生活得不到建設，謀生技能得不到培訓和提高。

　　中國青年報今天有評論文章說，我們姑且不討論政府與民選村委會之間的權力糾紛，但是政府僅通過付給每戶村民約40萬元，把土地貨幣化就完事的做法，卻值得我們思考。

　　文章指出，琶洲農村土地貨幣化的事實，是廣東乃至全國農村走向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縮影。作者認為，政府這種僅通過土地貨幣化，付給農民一大筆金錢，然后就讓農民自謀出路的做法欠缺引導作用，忽視了土地的精神文化內涵。

　　地方政府以適當的價格從農民那里購買土地的使用權，從形式上看，似乎體現了政府的公正和補償原則，體現了一個負責任政府的行為，對農民而言，仿佛也沒有什么不公正之處。然而，土地對于農民來說，不僅僅蘊藏著單純的財富價值，而且還有某些別的東西：土地是有益勞動的物質基礎，是一種利益中心，蘊藏著一種指明方向的生活內容；一旦農民失去土地，而僅僅是占有它的以貨幣形式折算的價值，他就失去了上述生活內容———那么，農民就要尋求失去土地后生活內容的轉變，不然，就會像齊美爾的貨幣論所說，被沒有任何文化內涵的貨幣所淹沒，從而喪失生活的價值。

　　文章說，土地關乎農民生計，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凝結了農民的感情；土地已經變成農民世代相傳的惟一一份遺產，成為他們子孫后代的生活來源。但土地貨幣化后，政府又不對這些洗腳上田的農民進行新的謀生技能培訓，結果造成他們整天精神空虛。令人憂慮的是，一旦他們花完了40萬元之后，還有什么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

　　文章最后指出，如果政府僅僅認為以合理的價格征收農民的土地，自己的做法便很公正，顯然忘記了土地中所包含的其他隱性價值。政府把土地貨幣化，僅僅是購買了土地表面的使用價值，而沒有購買土地的隱性價值，因此，政府還有責任來補償土地中的隱性價值。比如，幫助農民轉變生活方式，建設新的社區文化生活，對農民進行心理引導，培養他們城市生活的習慣，增強和培訓新的謀生技能等，以使他們重新找到生活的支撐點。這樣，才能使農村城市化的過程更加合理，更加體現政府的責任。(彭偉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