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歐洲著名銀行家馬丁·哥頓先生親赴武漢把專門用來表彰對中國艾滋病教育和預防治療工作作出杰出貢獻的“貝利-馬丁獎”頒發給第一個發現中國艾滋病村，為防治艾滋病作出巨大貢獻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感染科桂希恩教授。剛拿到獎，桂希恩就當場宣布：將5000美元獎金全部捐出來，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

　　發現“怪病”大吃一驚

　　桂希恩1960年武漢醫學院醫療系畢業后，志愿赴青海省從事地方病防治及臨床醫療工作16年。1976年后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原湖北醫科大學附二院)感染科從事臨床、教學及科研工作至今。

　　桂希恩認識和接觸艾滋病患者純屬偶然。1981年，桂希恩到美國進修學習，他的美國老師及時給他講授了當年發現的一種人類新型傳染病——艾滋病。當時認為這種疾病是通過同性戀來傳播的，桂希恩很自信地對老師說：“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國不會有這種傳染病，因為中國的傳統道德與西方不同。”

　　讓桂希恩知道中國有艾滋病的是中南醫院一個老家在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進修醫生。村里人生病了，都喜歡找他。他發現村里很多青壯年得了一種怪病，發燒、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還有一些人已死于這種“怪病”。鄉親們為何接二連三死于“怪病”？1999年7月，迷惑不解的這位醫生向桂希恩請教，希望桂希恩幫助他把病因找清楚。

　　桂希恩還沒有想到這是艾滋病，他推測是傳染病，因為他聽說患病的人大部分是青壯年，而且最后死亡，在正常情況下，青壯年不應該死亡。幾天后，桂希恩第一次來到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看了幾個得“怪病”的人，桂希恩大吃一驚：這些人的臨床表現就非常像艾滋病，他們有發燒，有口腔潰瘍，有口腔的真菌感染，還有很多人出現皮膚上的帶狀皰疹，有些人有長期的腹瀉，有些人有淋巴結的腫大，這些都符合艾滋病的表現。

　　這一次，他抽了5個人的血樣帶回武漢，結果發現2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幾天后，他再次北上河南，這次抽了20個文樓村民的血樣，結果發現了10個艾滋病病毒陽性者。一周后，他把抽血的范圍擴大到了50多人，并從這些人中發現了兒童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而且他還了解到，這些成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都有賣血的歷史。

　　大吃一驚的桂希恩向河南省有關部門反映并提出自己的建議：趕快組織艾滋病毒攜帶者與他們的家屬進行控制；同時建立一個愛心醫院，收留艾滋病人；基層政府沒有管住非法采血，以至于造成艾滋病的大面積出現，如今應該作些彌補，但是沒有人接受他的這些建議。

　　1999年10月31日，倔強的桂希恩帶著他在文樓村的調查報告去了北京，報告直至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手中。李嵐清立即做了批示，隨后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組到文樓村村民慰問。在桂希恩的促進下，中國艾滋病第一村——文樓村受到全國的關注，并成為全國第一個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費治療的村子。

　　把病人帶回家同吃同住

　　2001年5月9日，是武漢大學中南醫院職工們難以忘懷的一天，桂希恩將5位來自河南“艾滋病村”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帶到武漢中南醫院，既是為了作一次全面的檢查，也是為了尋求公眾的理解和幫助。

　　誰知住院部的床位爆滿，桂希恩把他們安排到醫院后面的老宿舍區，一棟將要拆掉的房子兩層宿舍樓。此舉立即引起小樓住戶們的極度恐慌，整個上午，小樓外圍滿了職工家屬，有人還當場向桂希恩教授提交了措辭強硬的抗議書，要攆走這些“魔鬼附身”的人。面對重重壓力，5名感染者在醫院的老宿舍區只住了一天就搬家了，從5月10日起，桂希恩把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與這些病人同吃同住。

　　桂希恩為他們做完了全面檢測，為他們制定治療方案。他還專門抽出時間來，陪他們游覽了東湖。5月13日，5名艾滋病患者在醫院作完全面檢查后，離開了武漢。臨別前，這幾位病人的家庭各得到了桂希恩資助的400元錢。

　　桂希恩將5名河南來武漢治病但受到歧視的艾滋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一時轟動全國。從來不與媒體合作的桂希恩，第一次站在記者面前，講述艾滋病人的種種悲劇，呼吁人們能寬容、關心他們。其實，這種轟動是桂希恩所不希望的。

　　回顧當時的這一舉措，桂希恩告訴記者：“艾滋病人需要生活的勇氣，這5名艾滋病感染者住到我家里后，我和他們勾肩、共餐、共用電話、桌椅和衛生間。我用理論和實踐告訴大家，生活類的接觸不會傳染艾滋病！”讓桂希恩感到欣慰的是，雖然最初當地一些人并不理解自己的行動，但后來更多人給予的是支持和理解，武漢各界群眾為河南艾滋病村捐款達十余萬元。

　　藏進村民米缸躲避驅逐

　　然而，因為桂希恩通過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開了文樓村的情況，當地政府認為桂希恩破壞了上蔡的形象，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他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每次到文樓都會受到百般阻攔。

　　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獨自帶著1萬多元的藥品進了文樓村，當地政府聽到消息，派警察前來驅逐。最先聽到消息的程光華迅速向桂希恩通報了消息，并與其他幾個老鄉一起，將桂希恩帶去的藥品分散藏在家中，然后把桂希恩藏在一個農戶家的米缸里，夜深人靜的夜半時分，又用摩托把桂教授送到西平火車站，一直護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車。

　　在李嵐清同志對文樓村的事情作出批示后，桂希恩被上蔡縣政府請去吃了一頓飯，但席間他受到詰問：你湖北的醫生為什么要到我們河南來管艾滋病？而河南某部門一位處長專程從鄭州趕到武漢勸說他不要再插手河南的事情。

　　上蔡縣縣長王富興面對媒體時坦陳，“從1999年到今年，經過了自我隱瞞、逐步暴露、有效防治這三個階段。”

　　盡管不受歡迎，但桂希恩還是經常去文樓，他說，如果誰都不管，那里狀況會更糟糕。

　　矢志防艾感動英國人

　　提起桂希恩，銀行家馬丁·哥頓說：“我幾年前就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他為中國艾滋病防治所做出的許多了不起的工作，去年3月我來到武漢，有幸找到了他本人，通過他了解到了中國艾滋病兒童的現狀，我當時就拿出了5萬元人民幣，委托他送到這些可憐的孩子和他們的家庭手中。”

　　政府對艾滋病的重視和對疫情的真實通報，讓作為國家艾滋病專家組成員的桂希恩感到非常欣慰。

　　去年12月19日，國務委員兼衛生部長吳儀親自下到文樓村，調查艾滋病防治情況，并提出對艾滋病人的“四免一關懷”(向艾滋病感染者免費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療藥物、免費匿名檢測、免費實行母嬰阻斷、艾滋孤兒免費上學、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顧關懷)在文樓村實行試點；4000萬的防艾經費下發到上蔡。

　　現在，桂希恩表示自己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很頻繁地去文樓，他解釋說，文樓已從中國艾滋病第一村變成了中國艾滋病關愛第一村，是中國做得最好的村子。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其他沒有被人關注到的地方。(本報武漢3月1日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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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利-馬丁獎

　　馬丁-哥頓來自英國，曾任歐洲著名投資銀行瑞銀華寶的副主席，其外祖父曾在中國行醫，母親出生在中國東北。1996年，他的一位華裔朋友貝利·陳因艾滋病而去世，萬分痛心的馬丁決定拿出自己的積蓄創辦一個慈善基金會。為了紀念這位因艾滋病故世的朋友，馬丁將這個基金會取名為“貝利-馬丁基金會”，而且從2000年起每年都要向一名為中國艾滋病教育和防治工作作出突出貢獻的專家頒發“貝利-馬丁獎”。

　　來源：上海文匯報、記者：錢忠軍、田巧萍、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