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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視界對馬加爵事件超乎尋常的關心和迅速異常的介入不禁引發思考：殺人狂影視是要在追求揭示的真實還是盈利的真實

　　奧斯卡影后塞隆與馬加爵本沒有任何關系，但如今，在某種程度上，兩人卻被“綁”到了一起。

　　“女魔頭”遭遇指責

　　近日，由馬加爵案件掀起的全國關注中傳來一個消息：某影視公司決定投拍以馬加爵為原型的電視連續劇，甚至連名字也已定為《馬加爵亡命天涯》。在新聞出現不到一周就籌備電視劇，并且以殺人惡魔為主人公，這在國內確屬首次。

　　而在大洋那邊，好萊塢新影后塞隆，也是因為出演了一部以一個女連環殺手為原型的電影《女魔頭》，獲得本屆奧斯卡大獎。但后冠剛剛及頂的塞隆卻有點麻煩，近日，當年那些受害者家屬正式通過新聞媒體公開譴責該片“美化殺手”，同時質問：塞隆獲獎后感謝了無數人，但為何對受害人連一句同情的話也沒有(包括在私下場合)。“畢竟，她是靠一部殺死我們親人的兇手的電影獲得了這一切”。

　　兩個消息聯在一起，一個老話題不禁重出水面：我們究竟因為什么原因去拍殺人狂？

　　在美國，以連環殺人犯為原型的紀實性影視作品已成為潮流。但拍這樣的作品，受害人親屬感到受到傷害：這無異于是把結疤的傷口再度揭開；而兇手的親人也不愿意拍，因為這等于是說重新又接受了一次審判。

　　但制片方不會管這些，他們只關注兩點：第一是商業、第二是法律。我要靠它賺錢，而你如果以觸犯(受害人)隱私為由阻止我，很簡單，法庭上見，最終要看法官怎么判。但實際上這種訴訟在美國幾乎沒有出現，所以制片方幾乎沒有什么顧慮。

　　說到對于青少年的影響，制片方則會去借助美國所謂的“自由”概念，即：拍什么是我的自由，你怎么理解是你的自由，你被影響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與我無關，而這個觀念在美國民眾中又很普遍。

　　至于表現的尺度，也不用太操心，有電影分級制度，大不了我入限制級(限制未成年人觀看)，我想怎么拍都可以。但實際上，美國的電影院又管得很松，電影院里總能看到許多孩子津津有味看著那些限制電影。

　　殺人狂影視作品的悖論

　　這種電影對未成年人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有一些美國孩子告訴媒體，從這種電影里他們獲得的信息并不是殺手如何兇殘，而是一個人隨心所欲做事的暢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以及誰也別惹我的強烈“自尊”。甚至有人把他們當做反社會的“英雄”。

　　其實，有這種感覺也很“正常”，通常這類作品在塑造殺人惡魔時，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殺人合理化，即：讓人知道他為什么這么做。而這個展示過程也是讓觀眾在內心中與他一起“成長”的過程，同時又很難在片中同步加入道德評判(為了展現人性的“厚度”，制片方也根本不會這么做)，因此，就出現一個現象：幾乎所有的連環殺手在影視作品出現后，人們都對他們少了仇恨，多了同情，忘記了他們在面對那些無辜冤魂時，他們下手的狠毒以及內心的麻木不仁。

　　另外，不只是對未成年人有影響，已經成年的馬加爵最愛看殺人的恐怖網站，而連殺十幾個孩子的黃勇也最愛看殺人電影，并且承認因此內心中常有殺人沖動，覺得那樣也許很刺激，甚至很“英雄”。

　　當然，并不能機械地反對這類作品的拍攝，畢竟國外也拍出許多經典電影，如《邦尼與克萊德》、《末路狂花》和《天生殺人狂》等，而它們之所以優秀，是因為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人對內心罪惡沖動的縱容，以及充滿激情的自我辯解，而是人與社會在某種極端狀態下的關系。并引發一個本能思考：我們，或者說我們的社會也許可以多做些什么。

　　但有一點確是難以解釋的：即便殺人狂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個人遭遇多么極端惡劣、催人淚下，但肯定有更多的人即便這樣也沒有走上相同的道路。你永遠無法知道一個殺人狂的內心，正因為如此你也永遠無法真正理解殺人狂，至于詮釋，即便再巧妙再自圓其說，也不過是一次又一次成功的“誤讀”。

　　這正如《天生殺人狂》里那個記者的境遇，他獨家采訪殺人狂，也自以為深刻挖掘了其內心，甚至連自己都被“感染”，最終協助他們成功越獄，然而當最后他看到殺手對他舉起的槍時，他依舊驚恐地說：“我以為我們是朋友”，而對方說：“你早就知道我是殺手”。

　　影片當然是想暗示在這一刻他才真正理解了殺人狂，最后，只有死亡，才達到了真正的真實。

　　但是，誰又知道呢？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作者：支林飛 張大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