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這個所謂“信息爆炸時代”，真正意味深長的思想性信息卻極為“稀客”，一個人能發明一個真正有意義的新詞，絕對勝過著作等身的當代“著名文化史學者”。不知道國家現在有沒有一個機構，可以給發明創造新語匯的人頒獎？如果有，我將推薦一個四川籍十八歲打工妹，她發明了“中央的兒子”這一耐人尋味的新詞。

　　那一天，我和幾個騷人墨客借機在一著名高爾夫球會參觀。觀光車在綠茵如毯、起伏如海的高爾夫草坪上穿行，一忽兒邊緣上出現幾排商品住宅高樓，某兄不由得大叫：緊鄰高爾夫球場邊緣建商品住宅小區，這策劃真絕！它不花一分錢就占盡著名高爾夫球會的旖旎風光，其售樓利潤定然十倍于市，真是“思路決定財路”。然而，帶領我們觀光的球童，一位十八歲的四川農家女孩卻狠狠地說：它占了好風光，卻壞了我們高爾夫球場的風景。如果它的老板不是“中央的兒子”，我們絕不會讓它建在這兒。

　　“中央的兒子”？眾人先是一愣，繼而拍手贊賞。誰都明白，球童所說“中央的兒子”，就是一個“高干子弟”而已。但是，用“中央的兒子”直指“高干子弟”的特權來源與實質，真是入木三分，淋漓盡致，令人刻骨銘心。

　　隨行的朋友都算得是有名人焉，但大家捫心自問，皆稱慚愧！雖然彼此常常自命不凡，酒后曾稱：“天下才氣有一斗，魯迅拿去八升，當代文人共一升，還有一升就在我”，但此時卻坦陳，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中央的兒子”這一絕妙好詞。假若按美國大學的錄取標準，有一專長就行，這四川農村來的打工妹雖然只上過初一，也足夠入一個名牌大學了。

　　我在為“高干子弟”有了“中央的兒子”這一最新最佳代稱高興后，忽而又想，為什么一個農家打工妹要將“高干子弟”稱為“中央的兒子”呢？可以斷定，雖然這高爾夫球會的老板對占他便宜的“高干子弟”有無窮的不滿，但他也絕不會想到，“高干子弟”就是“中央的兒子”；能夠感覺“高干子弟”就是“中央的兒子”的人，只能是那些與“高干子弟”地位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極貧困極底層的貧農子弟。可憐的農家孩子，不懂“高干子弟”為什么會有無窮的特權，只有當他們按照“一切權力歸中央”的路徑將“高干子弟”解釋為“中央的兒子”后，才能理解古往今來，惟有中央才是有絕對權力的機關，“中央的兒子”，當然也就有權做一些百姓無法做或不敢做的事情，可以得到布衣平民得不到或不敢得到的利益。

　　毫無疑問，這個農家打工妹將“高干子弟”比喻為“中央的兒子”，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首先，“中央”是一個機關，機關豈會有兒子？！其次，中國的“高干子弟”大部分是基本守法的，不少人還是有為的，違法亂紀仗勢欺人的“高衙內”，只是極少數極少數，“中央的兒子”也并不能和“高干子弟”劃等號。而且，即使是黨的“偉大的舵手”的兒子，也不能稱為“中央的兒子”，相反，這么多年來，“中南海”總是把一些英雄模范人物乃至黨的領袖都稱為“人民的好兒子”，不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都自稱為“人民的兒子”。可以說中共建黨八十多年來，黨中央從來只宣傳過“人民的兒子”這一概念，而從未說過一句“中央的兒子”之類的話。

　　然而，這樣一想，問題就更奇怪了，為何黨中央認為的最高榮譽稱呼“人民的兒子”，在百姓眼里并不是最吃香、最有權威的代表，反而是“紫禁城”從未提倡甚至堅決反對的“中央的兒子”在百姓眼里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象征？

　　答案只有一個，“百年宣傳如風吹，百姓只信身邊事”。百姓從來不以什么宣傳為準，而是從他們實際感受到的事實為真理。如果說“人民的兒子”最尊貴，那么“人民的兒子”的父親，人民(百姓)為什么常常無權決定該辦的事或制止不該出現的事呢？而“中央的兒子”卻在歷經25年的改革反腐之后，依然“茁壯成長”？

　　將那些牟取私利暢通無阻的人稱為“中央的兒子”，也許透露出一些百姓對反腐敗信心低落，但也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攻克腐敗中樞的新路徑——誰是“中央的兒子”？將其一個一個查清，一網打盡！

　　有什么辦法能讓“兒子”與“父親”合作呢？徹底取消“父子”之名分，既不設“人民的兒子”，也就沒有“中央的兒子”(“中央的兒子”可能緣于“人民的兒子”)；“兒子”不存，“父母官”何在？“父母官”不在，“中央的兒子”自然也就消失。

　　人人生而平等獨立，人人又必須相互合作——這就是人類的本質：動物與人類的本質區別是只有自由，少有合作。沒有平等自由就無法進行最佳合作，沒有合作互助則無幸福長久的自由。人類從爬行到直立，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每一進步，都是在一步一步追求全人類更好的合作。人非以高度自由成為萬物之靈，而是以高度合作而領袖宇宙。可以說，“中央的兒子”是一些只知個人自由而不知社會合作的低能原始人。

　　也許中國需要探索一種嶄新的“合作哲學”？

　　(文/朱健國 摘自《雜文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