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13日電 浙江今日早報報道，在北京參加國際心理學大會的心理學專家們指出，中國正值社會和經濟轉型期，也處于心理問題高發期，眾多的社會矛盾都與此密切相關。

　　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王登峰說：“如今社會上各類心理問題叢生，例如，討工錢不成跳樓的農民工、報復校園的大學生、綁架人質的下崗工人，以及被焦慮癥、抑郁癥困擾的許多社會精英等，這些事情背后暗含著社會轉型帶來的人們心理壓力的失衡狀態，個人的不健康心理導致了許多慘劇的發生。”

　　王登峰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物質利益的過分追求，對精神層面追求的淡漠，社會責任感的喪失，已經統治了一部分中國人的心理，上升為某些領域和人群的普遍社會心理。

　　“中國人的生活條件、居住環境這些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從工資幾百元增加到幾千元的中國人，比過去更滿足了么？”他分析說，在收入100元的時候，人的需求也很少；在收入升至1000元甚至幾千元時，從心理學上講，人們的欲望迅速膨脹。而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增加能夠帶給人們的物質滿足是非常有限的。“許多國家的人們都在這個工業化的過程中，心靈經受了更多的挫折。”

　　王登峰說，市場經濟把人們推向市場，優勝劣汰的法則下，人們普遍感到“自己成了商品”。而在追求自我價值最大化的過程中，人們經歷了太多心靈上的折磨與煎熬，造成了群體性心理失衡

　　美國的尤韋·吉倫教授認為，中國現在與美國上世紀60年代的社會很相似，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轉型期的社會、經濟乃至個人的不確定性因素與“焦躁”的社會心理相結合，必然導致眾多的社會矛盾。

　　令王登峰教授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在當前的社會大環境下，“中國的教育沒有跟上社會變革的步伐”。他說，社會競爭增強，教育已經一天天變成讓小孩子記住東西，忽視了人之所以成為人的社會化訓練。于是一代代大學生、高中生更多地考慮怎么讓自己過得開心、過得舒服。在面對困難、面對壓力的時候，許多人出現了反常行為，于是有了馬加爵報復校園的極端例子。

　　農民的情況也類似，如同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的工業化更多是以消耗資源為代價的，農民在其中付出的多、獲得的少。例如，中國山西以煤礦資源豐富著稱，而冒著生命危險在煤窯里工作的挖煤農民每個月只有500元收入，面對著來自城市的巨額利益獲得者，他們不可避免地心理失衡。

　　這次大會上，來自中國、美國、德國、墨西哥等國的心理學家呼吁，心理學家應參與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

　　美國心理學家卡尼曼坦言，目前大部分國家尚未充分發揮甚至低估心理學的作用，很多心理學家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尚未被政府采納。中國心理學博士陸昌勤說，中國政府一些部門已開始在政策制定中聽取心理學家的意見。目前，心理學在聽證會和民意調查中已有廣泛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