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學會并勤于道歉是政治文明的進步。但道歉并非多多益善，而是有“道歉理性”的，即在對應的權責范圍內認領政誤，如果突破了權力界限，就有“濫歉”之嫌——官員為高考考砸道歉就屬于此類。

　　因今年高考成績大面積滑坡，山西榆社縣委常委會日前通過當地電視臺發布公告，誠懇地向全縣人民致歉，同時決定對榆社中學領導班子實行全員停職待崗。看到這則貌似充滿“承擔責任的政治勇氣”的道歉公告，筆者的第一感覺就是：一切政治行為都要受到權力合法性的拷問，無論其是攻擊性還是善意的，縣委、縣政府有這個權力直接領“高考滑坡”這個責任嗎？

　　對于道歉，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只看到其道義責任的一面，其實，道歉在潛意識中還包括著一種權力的劃定和確認，它蘊含著一種消極的權力話語：只有有權力的人才有道歉的資格，道歉是認領直接權力范圍內的責任，無權則無責，無責則不須、也無資格道歉。從制度安排上看，教育事業帶有很強的專業性和科學性，縣委、縣政府對作為結果的高考成績是不存在直接的權力支配關系的。而道歉又蘊含著一種消極的權力話語，是一種權力的認定，所以縣委、縣政府無權直接領“高考滑坡”這個責任，即“無權”道歉。

　　認真地反思一下，我們為什么要主張在諸如教育等領域實行“去行政化”的改革，在于這些領域帶有很強專業性和科學性。就比如教育吧，素質的表現方式是多元的，學生的發展興趣也是多元的，很難用一個指標將其框死。而行政權力講究的恰恰就是目標單向度：為了一個既定的目標，它會漠視為完成這個目標可能帶來的眾多傷害——所以行政與教育應該是分離的，教育應有充分的自主空間。而通過“我道歉我有權力”的邏輯轉換，行政權力滲透進具體的教育事業，這將會給教育帶來比“高考滑坡”更大的災難。

　　【來源：深圳《晶報》；作者：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