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北京市兩會上，北京市副市長黃衛就“一些市民對要建設的垃圾焚燒廠有些意見，認為產生的二口惡英會對人體有害”的采訪，表態，“不建垃圾焚燒廠怎么辦？目前北京已沒有地方填埋垃圾了。”

　　苦惱于垃圾處理的，遠不止北京。一段時間以來，若干城市因垃圾發電廠選址引發紛爭，其共同點都是擔心垃圾焚燒產生有害氣體危及健康，垃圾焚燒發電廠附近百姓要求遷走發電廠。

　　垃圾填埋，可用土地日益稀少；垃圾焚燒，又人見人躲——一個環保問題，何以上升為一個棘手的社會問題？

　　其一，今天，公眾對清新的空氣、潔凈的水源等環境要求越來越敏感，對自身健康的要求越來越敏感；其二，今天，公眾對政府決策公開的要求越來越高，參與決策意識越來越強。這都使得垃圾處理問題超出了簡單的環保層面，以往幾個部門關起門來找幾個專家論證一番即拍板的慣用做法已明顯簡單化了，難以應對現實。

　　從操作層面來說，相關信息的公開首當其沖。比如，什么樣的垃圾處理技術最為合理？垃圾或埋或燒，都有后遺癥，如何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的技術條件及現實基礎如何？這些問題如果能放在一個更加開放的平臺，讓公眾有更多的知情，就會大大增加公眾參與討論的理性，有助于公眾更充分地認識到垃圾處理的復雜性，并可能在妥協中達成多數人認同的協議。

　　從制度安排的層面來說，更宏觀、更高難度的制度安排亟待跟進。國外的經驗告訴我們，由垃圾分類著手，減少垃圾總量，可大大降低垃圾處理的難度和成本。但這事在我國很多地方尚未納入議事日程，個別地方做了些嘗試，但多是無疾而終，不了了之。配套的工作如何去做？不同部門的協調如何著手？對決策者而言，無法回避。

　　從理念層面來說，我們對復雜問題的認識、判斷必須與時俱進。類似于垃圾焚燒廠建在哪里，或者水源被污染怎么辦等環保問題，按學者的說法，這是一個事涉非傳統安全的問題。所謂非傳統安全，是相對于傳統安全而言，指除軍事、政治和外交沖突以外的其它對主權國家及人類整體生存與發展構成威脅的因素，包括環境問題、能源危機、大規模疾病；跨國性的有組織犯罪活動，如跨國毒品販運、國際洗錢活動、拐賣人口、非法移民；國際性的電腦病毒、黑客所引發的信息安全問題，等等。其中，生態安全是非傳統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面。

　　今天，對因海平面上升、沙漠侵襲、洪水與暴風雨等災難性天氣，以及土地退化，而不得不搬離家鄉的人群，國際上稱之為環境難民。也許環境難民的警示離我們較遠，但是，不能再走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這種認識當繼續強化，并得到公眾廣泛認同。

　　現實情況是，公眾對政府的期望更高，既希望享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豐碩成果，同時希望離有毒有害的水源與空氣越遠越好。相關管理者如果能理性地體察到公眾的需要和期望，就應該不會把垃圾處理之類的環境問題當成小事。(評論員 劉文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