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制造了郭大軍的噩夢?

　　唯一讓這個動蕩的家庭感到欣慰的是：從小學到高中，兒子郭大軍的成績一直數一數二。

　　“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如果我考不上大學，我爸媽活不下去，我也活不下去，我們全家就完了。”郭大軍說。

　　1999年，郭大軍讀初二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他“一輩子都放不下的事”。那天，郭大軍在校門口看見一輛警車停在門口，他的母親手腕被手銬銬腫，還不停地在向警察求饒。

　　時至今日，想起媽媽“被游行”的場景，郭大軍仍然禁不住眼淚的肆意縱橫。

　　這個在恐懼里長大的孩子，心里開始充滿了仇恨：“我恨每一個瞧不起我的人，我恨整個社會。媽媽被游行的場景，時不時地會跳出來，讓我心里火辣辣地疼，讓我想一把火燒掉這個世界。”

　　終于，郭大軍“低著頭熬到初中畢業”。但，恰逢中考時，父親“因為得罪了村支書”被拘留了。

　　他開始不想回家。對這個溫暖的港灣充滿恐懼。一次放假剛回到家，他就忍受不了了，跟母親說了一聲，又匆匆返回了學校。走在通往鄉里車站的那條路上，他哭了一路：“我恨我的不孝，恨自己是個懦夫，只會逃避，卻什么忙也幫不了。”

　　長年糾纏于官司之中，令郭家日漸衰敗。郭大軍的大學四年，有三年半是依靠助學貸款完成的學業。為了減輕經濟壓力，也為了躲避家庭，大學里的每個寒暑假，郭大軍都要跑到離家幾十公里遠的蘭州做賣面條的小買賣。

　　還在讀高一的時候，郭大軍就學會了喝酒。他一個人時常喝悶酒，一個星期喝醉三四次，東倒西歪的酒瓶擺滿整張桌子。

　　酒精可以讓他忘記仇恨。酗酒的惡習，郭大軍一直保持到大學畢業。“除了喝酒，沒有其他辦法能讓我解脫。”他說。

　　“我渴望能有一線陽光照進我的生命，媽媽的生命”

　　畢業后，郭大軍到山西工作，戶口也一并轉去。在他的心中，這是里程碑式的成就——他終于逃離了家鄉。

　　曾經在他工作還沒著落之時，一家蘭州公司向他伸出“橄欖枝”，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拒絕。這樣做的理由再簡單不過：“因為要保護自己，也要保護我的家人。我的使命就是帶著全家離開家鄉，讓仇恨從他們心里慢慢消弭，過上新的日子。”

　　因為每月1750美元的出國補助，他曾經打算申請去非洲工作，因為護照沒有及時辦理而未能成行。

　　為了盡快還清貸款和改善家境，他主動向單位申請去西藏工作。在西藏，作為高山測繪工作者，郭大軍時常需要在海拔4700米到6300米的地方工作。因為高原反應嚴重，體力透支，他甚至跌落山谷好幾次。

　　畢業不到兩年，郭大軍靠自己的努力，不僅還清了助學貸款，還資助女友完成學業。大三時，他認識了同樣貧寒農家出身的女友，兩人一見如故。后來，郭大軍辭職來到北京考研，女友用工資負擔了房租。

　　如今，他們和別人合租一套老房子，蝸居在一間僅有8平方米的臥室里，小房間簡陋而整潔。即便如此，他還是準備再搬一次家，離學校再遠一些，房租再低些。

　　成功似乎正在向郭大軍走來。就在前幾天，郭大軍興奮地告訴記者，他和女友訂婚了，母親還從老家趕來北京為他們慶祝。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陽光，只是常想，這陽光什么時候能照進我的生命，照進媽媽的生命。”郭大軍說。

　　誰制造了郭大軍的噩夢

　　在采訪中，1983年出生的郭大軍幾次說：“我都三十多歲了，是家里的頂梁柱。”

　　我打斷他說：“你才二十七歲。”他總是無奈地笑笑。

　　從七歲起，他就活在一場噩夢里，有過掙扎，也有過妥協，他無數次絕望，卻又似乎從來沒有放棄為改變命運而拼搏。他在噩夢里過早地蒼老。

　　二十年里，或許有很多次機會，讓他的噩夢結束——如果有一個政府部門可以站出來，有所作為的話。

　　但是這個如果，二十年都沒有實現。

　　當母親去縣里告狀的時候，年幼的郭大軍以為從此不再會有人打上門來。

　　當母親背著一整包告狀信去省城時，郭大軍心想，政府、法院、檢察院、或者信訪局，總會有人站出來說句公道話。

　　當母親終于決心去北京上訪，郭大軍想，中央的信訪部門只要有人來調查，或者僅僅是出來說句話，十幾年的冤屈肯定就能平反了。

　　一次又一次上訪，一次又一次失望地無功而返。到后來，無功而返都成了奢望，他只求母親能平安回家。

　　郭大軍把信訪比作“胡蘿卜”：給拉磨的驢子眼前掛了根胡蘿卜，讓你看得到希望，卻永遠得不到，然后誘使你這輩子就這么痛苦地轉下去。

　　他說，他只想早一天把父母從村里接出來，讓他們過上“安全、平靜”的生活。

　　是誰制造了一個青年的二十年噩夢？是那一間房子，二十畝地，還是那個二十年沒有實現的“如果”？實習生 孫毛寧 本報記者 張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