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22歲的如皋婦女周粉英被侵華日軍抓進“慰安所”；1941年春，其丈夫背負國仇家恨參加新四軍抗日殺敵，不久壯烈犧牲。

　　“小媳婦”被抓進“慰安所”

　　昨天上午，家住如皋市白蒲鎮楊家園村的村民姜偉勛十分激動地給本報記者打來電話，說他看到4月26日揚子晚報報道了南京惟一公開身份的慰安婦“活證人”——雷桂英老人剛剛去世，他將這一消息告訴自己91歲母親周粉英時，已雙目失明的老母親當即老淚縱橫。在家人的一再鼓勵下，老母親終于愿意公開自己萬分屈辱的“慰安婦”身份，作為日漸稀少的“活證人”希望“保住那一段歷史”，并對當年侵華日軍進行血淚控訴。

　　記者趕到周粉英老人家時，姜偉勛立即將雙目失明的老母親從臥室攙扶出來迎接，只見老人左手拄拐杖，用顫抖的右手向前摸索著拉住了記者的雙手。記者問老人高壽，老人答道：“91歲了，屬蛇的，農歷五月十五生日。”今年64歲的姜偉勛補充說，老母親生于1917年，今年整整90周歲，虛歲91，去年賀了90歲大壽。隨后，在自家破舊的平房前，周粉英老人和兒子姜偉勛向記者講述那段屈辱的經歷——

　　民國期間，位于江蘇東部的如皋縣，號稱“民國第一大縣”。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后，不久便將罪惡的鐵蹄踐踏到如皋這片土地上。1938年春天，日軍侵占了如皋白蒲鎮，在本地四處抓人供他們奸淫享樂。從小做童養媳的周粉英當年22歲，她和小姑兩人聽到日軍暴行的風聲后，就一直躲藏在鄰居家用來磨面的磨盤下面，驚恐萬分，一天沒敢出來吃飯。但她倆最后還是被日本士兵找到了，在磨盤揭開的一瞬間，周粉英和小姑魂都嚇飛了，當即癱倒不能動，但她倆還是被“鬼子”綁走了。至今，周粉英老人仍清晰地記得，當時那群“禽獸”將她們綁好后就抬到一架板車上，就像拉牲口一樣拉走了。

　　周粉英和小姑被抓到位于白蒲鎮上日本軍營里的“慰安所”，她們看到，一同被抓進去的還有其他村的姑娘，共20多人，她們都一起被關在簡易的木屋內，成了固定的“慰安婦”。周粉英老人回憶說，當時軍營里大約有50多個日本官兵，她們都被編了號，她是“1號”，她們每天都要遭受這些“鬼子”多次的奸淫蹂躪，“鬼子”來叫她們，只喊編號，沒有名字。一旦有人不愿意，就會遭到鬼子的毒打。“慰安所”晝夜都有日本士兵輪班看守，連她們上廁所也有人跟著。每晚，她都能聽到姐妹們凄慘的哭泣聲，她自己的眼睛也一次次哭腫了，后來眼睛一直就不好了。后來，“慰安所”里共被抓進48個姑娘。

　　約兩個月后，白蒲鎮上一名有勢力的官吏因看上周粉英有幾分姿色，便花了一大筆錢，將周粉英從“慰安所”里贖了出來，準備納她為妾。但與丈夫倪金成感情甚篤的周粉英誓死不從。

　　丈夫參加新四軍 抗日殺敵壯烈犧牲

　　提起丈夫倪金成，周粉英老人的嘴角不停地抽搐，表情顯得無比痛苦，她顫抖的手將拐杖使勁地敲擊著地上，腳也不停地跺著。姜偉勛告訴記者，老母親這是在表達對日本侵略軍的血淚控訴，因為倪金成是參加新四軍后在一次與日軍的戰斗中壯烈犧牲的，從此，周粉英的心里除了流淚，還一直在流血。

　　原來，因為國仇家恨，周粉英的丈夫倪金成對日本侵略軍恨之入骨，身為熱血男兒的他一次次尋找機會痛殺日本“鬼子”。1941年4月，倪金成終于等來了新四軍路過如皋白蒲，他毅然離開了心愛的妻子，成了新四軍“老一團”一名戰士。不幸的是，當年7月在當時泰興縣古溪的一場戰斗中，倪金成英勇殺敵，直到打完最后一顆子彈，壯烈犧牲。全國解放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泰州行署批準倪金成為革命烈士。

　　姜偉勛是周粉英與后任丈夫所生的，姜偉勛還給記者拿出母親收藏多年的一份“革命烈士”證明書，正文寫有“倪金成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經批準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落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1983年5月”，并加蓋公章。

　　在這份證明書的左邊，還貼有一份加蓋民政部門公章的表格狀公文，上面標有“蘇烈字第610570號”字樣，還填有烈士“出生時間：1913；籍貫：如皋蒲西公社楊家園大隊五隊；生前所在單位及任職：老一團戰士”等內容。

　　記者從如皋市民政局了解到，姜偉勛反映的情況屬實，他母親周粉英從1983年開始享受“烈屬”待遇，撫恤金從當初的每月6元到現在每月400元。去年，當地民政部門還專門為周粉英老人慶賀90歲大壽。

　　毅然公開身份想“保住一段歷史”

　　談到老母親為何愿意公開“慰安婦”身份時，姜偉勛說，如今老人能夠不顧個人屈辱公然站出來指證侵華日軍罪行，這是為我們民族換回尊嚴，應該得到全社會的理解、尊重和支持，我們全家人都對她無比尊重和支持。

　　姜偉勛告訴記者，由于過去在他們家族中都知道他的母親曾經被日軍抓作“慰安婦”，他們作為后人也感到十分屈辱，老母親和他們一直也不愿提及此事，就怕刺痛老人難以愈合的傷口。母親當年在丈夫犧牲幾年后，才嫁給了后任丈夫，直到28歲時才生了他這個獨子。為了兒子成長中不被人看不起，他的父母甚至還不想讓他知道那段屈辱的歷史，他的生父到臨終前都沒有向他提過一次“慰安婦”這個詞。

　　但近年來，隨著日本某些勢力一直歪曲歷史，甚至不承認侵略中華、不承認侵華日軍當年在中國強征“慰安婦”，又隨著中國慰安婦“活證人”的日漸稀少，他們全家人都覺得，老人當年被抓作“慰安婦”，這不是她的過錯，她是一名比誰都痛苦的受害者，這是歷史的悲劇，是一個民族“落后就要挨打”的縮影，更是日本侵略中華不可毀滅的鐵證。如今，老母親年事已高，她想在她有生之年再次控訴侵華日軍的滔天罪行。

　　姜偉勛說，整整70年過去了，愿意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寥若晨星，如今每位“慰安婦”的血淚控訴，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不久前，他在揚子晚報上看到南京惟一公開身份的慰安婦“活證人”——雷桂英老人剛剛去世，深深觸動了他和老母親。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就戰后中國個體公民對日索賠權作出判決，裁定原告中方敗訴。而包括細菌戰、慰安婦、強制勞工等尚在艱難的訴訟過程中。他們全家對此萬分憤慨，于是老母親毅然公開身份當“活證人”，以綿薄之力保住“那段歷史”。(繆禮延)

　　新聞資料

　　在日軍鐵蹄肆虐下的中國，至少有20萬婦女被逼充當過“慰安婦”，其中大部分被日軍凌虐致死；日軍在中國20多個省市設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萬個。沒有人知道究竟還有多少幸存的“慰安婦”，當年僥幸走出魔窟的很多人，今天仍然因為那曾經不堪承受的屈辱和苦痛而沉默不語。

　　南京“最后一個慰安婦”逝世

　　4月25日下午3點12分，南京最后一個慰安婦“活證人”雷桂英在南京去世。至此，南京唯一站出來承認自己是慰安婦的人證告別了人世。

　　24日，重癥室醫生已經發出口頭通告，宣布雷桂英已經腦死亡。病房前堆滿了社會各界和普通市民送來的鮮花，插著小小的祝愿卡。

　　“樹大根生，落葉歸根”，雷桂英的養子唐家國在記者面前哭紅了雙眼，哽咽著說：“老人家一直希望回老家，按照農村的老風俗，老人病逝后也要回趟家。”唐家國低著頭，聲音低沉沙啞：“老人家就這么走了，我沒法報答她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