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中國東莞市活動2個多小時、賺取33萬美元的故事，是各媒體的熱點話題。如果查看一下西方媒體，幾乎看不到相關報道。能夠讀到的有關布萊爾的新聞，也多是講講他出版的自傳中披露了什么秘密，或者出任中東特使后的無所作為，再就是講講布萊爾夫婦炒房產活動中能讓人發笑的瑣事。顯然，他在西方媒體已不算聚焦對象，換句話說就是“過期人物”了。

　　布萊爾在東西方不同的待遇，顯然有“距離產生美”的效應。中國媒體都曾報道過這位年輕首相的頭發從黑變灰白的全過程，人們知道他是如何在英國政壇上一次次魔術師般地化險為夷。近距離接觸的西方人在布萊爾下臺后“移情別戀”，而遠距離的東方人則對他仍有神秘感。畢竟，他曾是一位全球知名的政治家。

　　不過，布萊爾在東莞“淘金”能成中國的熱點新聞而在西方媒體找不到痕跡的現象，更深刻地反映出東西文化的差別。在西方社會，政要下臺后便是普通公民，他的政策隨即被后來者改寫、翻新，媒體因他們不再掌握公共權力而缺乏報道熱情，即便這些政要不甘寂寞露臉，媒體也無多少興趣。布萊爾在中國的演講價碼是北美的兩倍，媒體報道形成“中國火熱”和“北美冷清”的差距，原因在此。

　　很多西方名人，都是靠這種“繚繞余音”在中國賺錢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英國前首相梅杰，都憑其曾有的名聲在中國輕松賺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創意產業之父”霍金斯，也是憑著往日輝煌一次次被邀請登上中國的講堂。在中國人心目中，名聲是不朽的，值錢的，因此這些在西方的“過期人物”，在中國是“長期人物”。

　　西方人并不否認個人成就和歷史上的貢獻，但“名聲”是不值錢的，“名”和“利”不是同步的。就說布萊爾，他成名時的收入少于成名后，因為首相不可能獲得法律規定的收入。即便成名下臺后，他還得通過寫書、演講來賺錢。所以西方的名人，包括政治家、科學家和影視明星，皆需要不斷努力，要以新的作為來賺錢，不可能躺在聲譽簿上收錢。

　　中國人對“名”的崇拜程度比西方人要強，無論是開學術研討會，還是舉行什么大型活動，都首先看“有什么名人來”，媒體追逐的也是名人而非其觀點和新的貢獻。這正好成為商家可資利用的東西，布萊爾是名人，請他來演講比他講什么更重要，房地產商花大價錢做廣告，讓東莞市頂級別墅樓盤“錦繡山河”一同隨布萊爾到訪而揚名。媒體也一樣，報道布萊爾到訪比報道他《從偉大到卓越》的演講內容要積極得多。

　　布萊爾、地產商、媒體都玩了一場虛名，布萊爾講了什么，聽者有何收獲，大家不知道，只知道他2個多小時賺了33萬美元。在北美，邀請布萊爾演講的公司是收門票賺錢的，出場費從門票中抽取；在中國，聽演講是免費的，因為能聽名人布萊爾演講是一種榮耀，究竟能聽到什么新鮮見解并不重要。

　　□白爍(廣東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