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信陽市政府出臺文件“禁止公務人員在工作日中午飲酒”，半年節省酒水費高達4300萬元，雖然只是治標之舉，仍贏得一片贊譽。據12月27日《河南商報》報道，近日，一種“禁酒令違法”的說法得到了河南不少酒類企業的認同，他們準備向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河南省政府法制辦反映，要求修改或撤銷這一規定。“畢竟酒類企業也是當地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是當地稅收大戶，對當地的就業、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些酒類企業指摘“禁酒令違法”的理由是：公務員中午喝酒，是私法的領域，只要不影響到工作，公共權力就不能干涉，而且《公務員法》并沒明確規定公務員中午不能喝酒。殊不知，“公務員”的稱謂已經明晰界定了其工作的性質，公務員在工作日中午喝酒，完全有影響公共服務的可能，這就不是什么“私法的領域”了，而是《公務員法》中所明確禁止的“玩忽職守，貽誤工作”行為。

　　司機酒后駕車并不必然出事，但“出事的可能”就足以成為干涉的理由；同理，公務員中午飲酒并不絕對影響工作，但只要有“影響的可能”，公共權力就有權干涉。所以說，“禁酒令違法”是對法律的有意曲解。真正違法的不是“禁酒令”，而是通過“禁酒令”所凸顯出來的那份“吃喝成績單”———半年酒水費高達4300萬元。試問，以當地公務員的收入水平，怎么可能成為中高端酒消費的主力人群？

　　既然不是自己掏腰包，那么巨大的消費能力，就只能來自兩種可能：要么動用公款吃喝，要么接受吃請。“禁酒令”雖不是針對這兩種違法行為的治本之法，但至少能在客觀上起到一定的遏制效果。如果“禁酒令違法”，豈不是說公款吃喝與接受吃請反而是合法的嗎？

　　有消息說，信陽頒布禁酒令后，當地酒廠的銷量下降了1/3。顯然，這些酒廠很大程度上正是官員腐敗行為的既得利益者。站在這種語境下，所謂“畢竟酒類企業也是當地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實則是在宣稱“腐敗也是一種生產力”———為了“拉動消費和促進就業”，應該允許官員適度腐敗。

　　只有在“腐敗也是生產力”的前提下，禁酒令才可能是“違法”的。酒類企業行業協會欲向政府部門申請取消公務員禁酒令，等于是把一個選擇題拋到了決策者的面前：是要“腐敗生產力”還是要“廉潔生產力”？或者說，是要“腐敗生產力”還是要“政府公信力”？在“應試教育”意義上，做對這道題并不難；但在“素質教育”意義上，真正做好這道題，卻是對政府善治能力的考驗。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