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司法體制的“國情”下，司法高官的言論容易因其權力背景、行政層級、社會影響而帶來某種“命令植入”。對于“許霆案”而言，有時沉默比發言更重要

　　“從我目前了解的情況來看，一審判處無期徒刑明顯過重。”近日，就“許霆案”，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興長

　　對記者表示，“許霆案”的判決應該綜合考慮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許霆案”也許是2008年迄今為止最受社會各界關注的一起司法案例，社會、當事人許霆、銀行以及司法機構各執一辭，觀點交鋒不斷，甚至也成為學界激辯議題，各個群體也逐漸形成“挺許霆派”與”反許霆派”兩大陣營。

　　本來，身處多元社會，人們出于自身利益訴求與價值取向，對同一事物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斷，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全國人大代表姜興長在兩會期間就此發表觀點，也是一孔之見，是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表征。

　　但是，別忘了姜興長還有一個重要職務——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他的言論經由輿論傳播、社會熱議，加上其特殊身份，必然形成滾動效應，對“許霆案”的未來走向產生一定影響。而如此影響究竟利多弊少，還是與之相反，抑或對個案能起到一定的外部幫助，但對整個司法環境的構建是否會產生些許不良反應，都需要社會審慎辨知。

　　從民眾的樸素認知來說，估計許多人都會對姜興長的這番話拍手叫好，它符合目前社會對“許霆案”的某種主流聲音，對弱勢群體的先天關懷，對案件所存“瑕疵”的內心抗議。不過，由于我國現行司法體制尚未完全擺脫行政化束縛，司法所面臨的權力干預積弊難消。在此情形下，司法高官的發言往往能發揮預料之外的作用。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一個司法高官的個人觀點被下級有意無意地當成某種隱性指示，并以其作為未來再度審判過程中的風向標，案件未判，已在判案態度、取證選擇、立場傾斜上發生偏移，那么案件就會陷入另一重不公中。“許霆案”無論在程序和結果上要保證公平的一致性，首先要避免各種利益誘導因素的干擾。之前雖有對“輿論審判”的指責，但輿論畢竟是凝聚了民意的自發訴求，是一種場外信息反饋，并不具有強制性和主導性。而在既有司法體制的“國情”下，司法高官的言論容易因其權力背景、行政層級、社會影響而帶來某種“命令植入”。也許言論本身是一種個體感受抒發，但語境的特殊性會導致許多不必要的聯想乃至反饋。

　　因此，筆者建議司法高官在兩會發言時，對議程設置有一種自覺的回避意識，既不要動輒為所代表的機構發表辯護意見，也不要對某個具體案件發表太多針對性的觀點。中國司法獨立的珍貴性與脆弱性并存，需要每個體制中人小心呵護。對于“許霆案”而言，有時沉默比發言更重要，就讓司法按照自身規律與程序進行，在公正透明的信息公開平臺下，讓所有相關證據、論據及法律依據統統呈現，這也是同時保障控辯雙方合法權益的惟一途徑。(畢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