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記者劉飛鋒滿懷著幫助災區人民的愿望，來到汶川特大地震的重災區之一——黑水縣，可在越來越多的人想方設法趕往災區時，他卻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因為他很快就發現，“我想為災區幫忙，卻需要更多的人為我而忙碌。”(6月2日《南國早報》)

　　這名記者的自責，源于他的切身體會，而這樣的體會，其實許多媒體記者都能感受到。難能可貴的是，他對自己，尤其是對災區群眾的處境有著更加清醒的認識，在職責與良知的碰撞下，他最終選擇了放棄。是的，他會因此而少搶幾條重要新聞，但這種充滿自省精神的反思，恰恰又是對職業操守的最好維護。

　　有一種愛叫放手，有一種援助叫離開。正如這名記者所言，災區人民確實很需要社會各界的幫助和支持，但他們被震碎的心靈再也經不起任何形式的打擾。在這次大地震中，新聞工作者在宣傳報道抗震救災過程的卓越表現有目共睹，但這并不表明沒有絲毫的瑕疵可尋。在搶救生命，運送傷員最緊要的關頭，在交通情況極其惡劣，災區物資供給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大量媒體記者的蜂擁而來所帶來的無序和混亂，給救援造成了不小的麻煩和困擾。譬如有記者偽裝傷員，試圖混進只運送重傷員的直升機，有記者為搶新聞強求救援者配合，為了節目需要，許多正處于悲痛之中的受災群眾不得不反復回答記者們的提問，“現在的感受是什么”、“請談談你的逃生經歷”等等。這本不該出現的一幕幕，一次又一次將災難的后果放大，將悲傷的情緒蔓延。

　　感謝劉飛鋒記者，他充滿自省精神的反思和自責，讓我們懂得放棄的可貴，讓我們懂得支持和援助還可以用另一種形式表達。而這樣的反思，應該不僅限于記者。(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