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會說，在現有的條件下這位母親做的事情是對的，但這種壓力之下的“一時糊涂”，或許也能為人所理解。而這樣的“一時糊涂”，無疑是一種異常深重的悲哀。

　　因為無力支付重度腦癱女兒的醫療費，47歲的母親李道紅騙女兒吃下200多片安眠藥，并用毛巾將其捂死，目前此案正在海淀法院審理當中。(據6月11日《新京報》報道)

　　如果我們仔細地想想這件事，就會發現其實這種極端的行為或許可以避免。這位母親把自己孩子送上黃泉路的動機，是“生下來就患重度腦癱，生活不能自理，由于四肢肌肉無力，平時只能靠在別的東西上。”去年，她和丈夫帶小菲到北京看病，交了5000元押金后，就再也拿不出錢。“我突然想起人們給她的白眼和嘲笑，想到我老了沒有人照顧她，就一時糊涂……”

　　我們人類社會進化到今天，相信所有人都能承認的一個道理是：這個世界上總是有一些人會遭到不幸，這個不幸或許是先天的，或許是后天的。既然我們是群居動物，總是要有互助的精神，把我們群體中這些不幸的人照顧好。

　　基于這種理由，自古以來撫養或者照顧所謂“鰥寡孤獨”的人，一直是文明社會的共識，其費用來源為政府與社會熱心者的捐助。要知道，慈悲之心總是有的，未必需要現代社會的人權觀念，就是從自然而發的慈善之心中，也不乏早就有這類機制的創設。

　　回過頭來想一想，這位母親所謂的“一時糊涂”，恐怕是有原因的，糊涂是肯定的，是不是就是在殺害女兒那“一時”則難說。我們可以捫心自問，如果遭遇了這種情況，希望能夠得到足夠的國家救濟或者社會幫助，卻不清楚應該走什么程序、找什么部門，我們是不是也會犯這樣的“一時糊涂”？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到現在為止我們也不能在倫理上承認，有時候活著的痛苦大于死亡的痛苦。“安樂死”固然是個很難解決的倫理問題，但到今天為止，我們似乎還沒有真正去討論與面對。

　　學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做了相應的一些倫理思考，可這種思考始終沒有能夠到大眾的層面上來。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礙了這種討論我不知道，只是我知道，如果不進行這種討論，我們就過不去這道倫理的門檻，好多如同這種情況的例子中，當事人不是站在法庭上，就是在痛苦地活著。

　　由此可以看出，有些時候“殺子”的悲劇，某種程度上是我們的社會沒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沒有人會說，這位母親做的事情是對的，但這種壓力之下的“一時糊涂”，或許也能為人所理解。而這樣的“一時糊涂”，無疑是一種異常深重的悲哀。□石兆(北京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