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巫山縣交通局長受賄2226萬元一時引起震驚。除了令人尷尬的“水管子反腐”現象，一個科級小干部一人包攬兩千多萬元、占當地年財政收入20%的事實，讓人們忽然意識到：不知不覺中，貪官“創收”的數額已悄然升級至“千萬級時代”。

　　單就今年媒體曝光的貪官，達到“千萬級”的就有很多：北京市海淀區原區長周良洛受賄1600多萬元；山西臨汾副市長苗元禮據傳受賄7000萬元；陜西省高速集團原董事長陳雙全受賄1700多萬元；晉煤集團原供應處處長孫水有2000多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南寧市政管理局原局長受賄2600余萬元；山西貧困縣縣長崔保紅五年斂財近1000萬元；廣西貴港市委秘書長高二剛夫妻搭檔貪污千萬元……

　　一方面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千萬級時代”，貪污受賄數額直線上升，貪污受賄的手段、情節和性質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卻是對貪官的量刑越來越輕。“文革”后期和改革開放之初，貪污受賄幾萬元就足以判處死刑；今天，貪污上億卻仍能保住腦袋。比如原海南華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負責人、大連證券董事長石雪因貪污2.6億元一審被判死緩；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董事長王成明與他人共同貪污3億元被判死緩。至于千百萬的貪污數額，一般也就是判個十年八年。

　　千百萬貪污受賄獲罪十年八年、涉案上億還判不了死刑，意味著“錢”在貪污罪的量刑中已經越來越毛了；如果說貪官已經邁入“千萬級時代”，那么司法量刑則邁入了“通貨膨脹時代”。

　　正如我們至今也難以找到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答案一樣，究竟是“千萬級時代”引發了“通貨膨脹”，還是“通貨膨脹”催生了“千萬級時代”，或許也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但是兩者互為因果關系卻是毋庸置疑的：貪官中的“千萬級”越來越多，逼生了司法量刑的“殺不責眾”；貪官不死現象則又大大降低了法律的威懾力，貪官們不但敢于前腐后繼，而且在不知不覺地刷新著涉案數額的“死罪紅線”，直至一路突破“億元大關”。

　　在我們不斷地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時出現的“千萬級時代”與“通貨膨脹時代”現象，無疑是一個需要深刻反思的嚴肅問題。(馬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