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東莞首開內地先河，為低收入群體發放每人1000元補貼之際，香港積金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表示，特區政府提出為月入1萬元或以下打工仔及自雇人士注資6000港元的款項，無論有否戶口。最快將于明年3月開始發放。

　　東莞最初估計受惠人數是12.2萬人，但目前來看最后總的財政支出可能達到原計劃的3倍左右,為3.5億元。盡管比起當地每年500多億元的財政收入，這樣的支出增加是“毛毛雨”，但還是暴露了一些問題：一是由于我國還缺乏對公民收入的全面精細化統計，基層政府更難于操作和統計，而不少民眾也存在吃大鍋飯的心理；二是一些基層官員要么因身處熟人社會不愿得罪人，要么為了多為地方民眾爭取補貼，采取多上報人數的辦法，有的地方甚至超過戶籍居民總人數的62%；三是由于我國富有社會責任感和自律精神的中產階層尚未成型，一些城鄉富裕階層人士也堂而皇之地向政府要補貼，而他們往往在地方很有勢力，基層干部輕易不敢得罪，很容易成為監管的“漏網之魚”。

　　其實，無論內地還是香港，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都有存在，即使像香港這樣人人都有強制公積金賬戶的地區。他們如何克服信息不對稱瓶頸？一是全面系統的調查：香港總人口約700萬左右，但為了此次派紅包，積金局現正搜集超過500萬個戶口(包括235萬個雇員及自雇人士)的數據，并加以核實、整合及作出中央數據配對等工作。積金局預料全港有170萬人受惠。

　　即使如此，也難免有人渾水摸魚，于是相關制度設計了第二道防線：嚴厲的事后懲罰制度。積金局提醒所有雇員，切勿以身試法，虛報資料，一旦被發現最高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為了6000元而冒罰款十幾倍以及一年自由刑的危險，民眾大都不會以身試法。

　　內地很多政策，往往注重的是“事前審核”而不注重“事后懲戒”，結果即使發現弄虛作假者，也往往只是追繳不當得利了事。違法成本太小，導致很多人鋌而走險，乃至于“開著寶馬領低保”一類的新聞在內地屢見不鮮。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看起來嚴密的事前審核和事后復查，也往往流于形式。因為如果過于依賴政府機構自身的層層上報，越到上層，就越只能依賴材料，信息不對稱問題無法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在審核和把關中，一些基層政府的信息優勢某種程度上卻變成了“權力優勢”，它往往就是決定者、把關者和復查者；而越到下層，熟人社會的特征越明顯，漏網乃至腐敗的問題便容易發生。

　　香港積金局在收入調查上看樣子是親歷親為，不依賴下面的一級級政府機構，就有效地突破了熟人社會和腐敗關系網的制約，使掌握的第一手資料變得詳實又可靠。這方面，我們是否也可以認真地向他們學習呢？如果某一級政府或部門人手有限，完全可以將調查工作委托給有公信力的專業調查公司，先由民眾自行上報，然后再由專業咨詢調查公司深入社區調查，再輔以嚴厲的法律問責措施，信息的失真度當能控制到最小，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政策意圖。

　　□童大煥(北京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