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和侵害人完全可以通過協商解決，即便是要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責任，也由公民自身到法庭上尋求解決，公安機關一般不能主動介入。如果強行介入，則屬以公權力干預私人糾紛的解決，是越權、濫權行為。

　　安徽靈璧縣一名居委會主任酒后罵了鎮黨委書記和派出所所長，最終被當地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立案。縣人大常委會開了兩次會，最終通過了公安局的申請，同意對其采取拘留措施。目前，當地公安機關將該居委會主任列入了網上追逃名單，而該主任一直在外躲藏，成了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9月4日《新京報》)

　　且不論這位居委會主任的罵人行為是否達到了“情節嚴重的程度”，從而構成了“侮辱罪”，單從涉嫌的罪名看，“侮辱、誹謗案”是我國刑法明確規定的“告訴才處理”的自訴案件。對此類案件，被害人如果要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責任，原則上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盡管刑法規定有例外，允許公安機關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侮辱、誹謗案立案偵查，納入公訴程序來處理。但該例外僅適用于侮辱、誹謗行為造成了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殺的，或者造成惡劣政治影響的特殊情形。

　　立法上之所以將“侮辱、誹謗罪”列為“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是因為此類犯罪危害較小，且主要是針對公民個人的危害，本質上屬于公民之間的糾紛。被害人和侵害人完全可以通過協商解決，即便是要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責任，也由公民自身到法庭上尋求解決，公安機關一般不能主動介入。如果強行介入，則屬以公權力干預私人糾紛的解決，是越權、濫權行為。從此案情況看，居委會主任曾向鎮黨委書記遞交了道歉信，受害人也曾表示不再追究，此時只要處理得當，是完全有可能通過雙方當事人協商和解結案的。

　　退一步講，即使雙方和解不成，且居委會主任的罵人行為達到“情節嚴重”，構成了“侮辱罪”，但其犯罪后果也絕不至于達到“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程度。因而，此案只能是自訴案件，公安機關不能介入。而后來之所以出現“自訴變公訴”，當地公安機關強行立案偵查，恐怕與遭“侮辱”的是鎮黨委書記和派出所長有關。身為人大代表、享有人身保護特權的這位居委會主任，由于當地主要領導的干預，最終被縣人大常委會批準拘留，淪為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

　　回顧近兩年來，各地因官員遭“侮辱、誹謗”、公安機關強行介入的事件時有發生，如“彭水詩案”、“西豐警方進京拘傳記者案”等，其結局均以犯罪嫌疑人無罪開釋，公安機關認錯賠償而告終。但事件所反映出的一些地方權大于法、權力干預司法、公安機關濫用職權等問題，卻需要引起高度重視。靈璧縣的這起案件，再一次警示我們：如果不給公權力勒上法治的韁繩，類似的執法鬧劇還將重演。

　　□毛立新(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