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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必在“要不要打落水狗”這個問題上爭論了，而應該說，正是因為要“費厄潑賴”，所以才要窮追到底。至于窮追的過程中，誰落水了，落水之后還打不打，那就要看事情本身的進展如何了

　　這些天，總想起魯迅的名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按照魯迅的意思，那篇文章的標題本來該叫“打落水狗”，只是為了不想太觸目才行了曲筆。事實上，在此文發表四十年后，它的影響達到最大，其中心思想就被概括為“痛打落水狗”精神。

　　現在想起它，是因為民眾在一系列事件中不依不饒。陜西“假華南虎照案”開庭審判了，但是大家認為真相還沒有查清，背后還有故事。三鹿奶粉、襄汾潰壩、婁煩滑坡、登封礦難、深圳火災中，都有若干官員被免職，民憤也沒有因此平息，還想深究下去。這些是不是“痛打落水狗”呢？

　　對于那些下臺的官員來說，這個說法也許能夠成立。對于假虎照的主角周正龍，卻未必如此，輿論似乎對他充滿同情，甚至認為他是替罪羊，支持律師為他作無罪辯護。

　　讓我們先回頭看看80多年前的那樁公案。1925年12月，林語堂在《語絲》上發表了《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他說，在爭論中難免“罵人”，但是要“罵的有藝術勿太粗笨”，“有藝術的罵比無生氣的批評效力大得多”。 于是他介紹了英國的“費厄潑賴”精神，要求“對失敗都不要施以攻擊”。林語堂說，這種“費厄潑賴”也就是“不打落水狗”。

　　魯迅讀了林語堂的文章，不以為然，于是寫了那篇文章來反駁。魯迅說他并不反對“費厄潑賴”，但是認為在中國實行為時尚早，理由是很多狗落水之后，爬上岸后還會咬人。“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否則，“好人正以為然，而壞人于是得救。⋯⋯作惡又如先前一樣”。

　　林語堂主張爭論中不要搞人身攻擊，“我們所攻擊的在于思想非在人”，這當然是對的。他引介“費厄潑賴”精神，也功莫大焉。但是魯迅說的，不僅道理上說得通，而且也符合中國現實。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

　　在我看來，林語堂對“費厄潑賴”的闡釋不夠精準。“費厄潑賴”即fair play，原意是在體育比賽中，光明正大，公開、公平和公正，不搞不正當的手段。這是多么正面、明白的意義，也是我們現在還在追求的東西。但是林語堂用于反對人身攻擊，已經是用了引申含義；再進一步和“不打落水狗”畫等號，含義就有些邊緣了，是用比喻來解釋比喻。難怪魯迅說，“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含義究竟怎樣，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這種精神之一體，則我卻很想有所議。”

　　公平競爭的要義是對事不對人，但林語堂和魯迅都把討論的焦點落在人(“落水狗”)身上。林語堂說得對，“‘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但由于他不分人和事，只好又說，“惟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如果要說待人，其實中國古人不光說不要“落井下石”，還講“得饒人處且饒人”。說來說去，他把英國的“費厄潑賴”等同于中國的“中庸哲學”，難怪魯迅要生氣了。

　　魯迅開出的方子是，“落水狗的是否該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態度”。這顯然不好操作——狗在水中的時候，你怎么知道它上岸之后的態度，并根據這個態度來決定打不打它？再說，是狗都要咬人，但不一定會落水。就算你“一個都不寬恕”，把那些落水的狗統統打死，岸上的狗不照樣咬人嗎？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讓狗不咬人，咬了人也沒事，現在給狗打防疫針就是這樣做的了。

　　因此我們不必在“要不要打落水狗”這個問題上爭論了，而應該說，正是因為要“費厄潑賴”，所以才要窮追到底。至于窮追的過程中，誰落水了，落水之后還打不打，那就要看事情本身的進展如何了。

　　當初假虎照一發布，網民們群情激憤，傾力打假，周正龍算是落水狗。但是大家很快發現，真正的問題在于地方政府名利熏心，于是繼續窮追猛打——在此過程中，周正龍這個“落水狗”倒可能得到好處。那些被免職的官員，大家也并非要“打死”他們，而是想知道他們此前有沒有官商勾結，此后是不是仍然享受“特供”。如果在這些事情上都清清白白，不管他們下臺后過得如何，都不應該再去“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