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甘肅省蘭州市七里河區金港城小區的七旬老人閻政平，7月9日晚，在其居住小區附近的金港城北門前斑馬線人行橫道上，對過往的違章車輛投擲磚頭。在兩個多小時內，老人共砸車近30次，砸中14輛違章車輛。此事經網絡傳播，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和爭議。

　　偏激行為不可取

　　閻政平老人告訴筆者：“在近兩年內，蘭州市斑馬線上的安全問題，乃至整個交通安全問題讓我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對于用磚頭砸車的什么部位、多大的石頭、路人的位置、違規車輛在闖紅燈后的行駛位置和投擲石頭的位置，都是我經過長期觀察后確定的。”而在當天，出現了多人圍觀聲援老人的狀況，并出現了想要同老人一起砸違規車輛的群眾。針對這一情況，老人向筆者表明：“當天有那么多人圍觀，是我沒有想到的。因此在砸車時，我時刻注意圍觀群眾的情緒狀況，并制止其他群眾參與砸車。這是為了保護違章駕駛員的安全，擔心別人砸會出問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余凌云教授接受筆者采訪時表示：“老人砸車的行為，是一種民眾情緒的發泄。這一情緒的產生，是由于對違章駕駛危害生命權的痛恨。闖紅燈的行為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違規行為，這一行為是在玩火，是將駕駛員自身、其他車輛的駕駛員、路上行人的生命及財產安全置于危險之中。”

　　而對采取這一行為的原因，余凌云教授認為：“老人的行為，既是對不遵守交通安全規章的駕駛員的不滿，也是對交通管理問題的不滿。”余凌云說：“七旬老人砸車的行為，對交通警察及其相關機構的工作人員，是一個警示。但這一做法從法律角度而言，是不可取的。向路上行駛的車輛投擲磚頭，同樣屬于違法行為。因為這一行為可能會帶來更大的交通隱患。向司機投擲磚頭，司機會進行下意識的躲閃，而在這一過程中，可能會對同樣在道路上行駛的其他車輛或行人造成更大的威脅。”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李春華副教授認為：“砸車是一種‘以惡治惡’的行為，是一個簡單的治惡行為。但這一行為可能帶來人員傷亡或引發交通事故，如引發這樣的后果，則構成了危害公共安全方面的違法犯罪。”

　　余凌云說，面對如闖紅燈等違法行為，公民應采取更為理智的手段來維護交通安全。公民擁有檢舉權，如發現這一情況，可及時檢舉，來配合公安機關維護交通安全。如若公安機關未能及時依法辦理，可依照法律程序檢舉其不履行責任。與此同時，應當加強行政機關的工作，按照法定方式，維護公民合法權益。

　　針對如何完善道路安全監管，余凌云建議，公安機關可采取不定期抽查的形式，對闖紅燈等違章行為進行依法處理，加大監控力度，起到相應的震懾效果。對于交通事故發生頻率較高的路段，可以通過整合警力，進行綜合調控的方式，來加大對事故多發區的監管。

　　蘭州市公安局：是否違法尚無定論

　　閻政平老人向筆者介紹：“在砸車1小時后，據說有被砸車輛的車主向公安機關報警，派出所民警趕到現場，詢問情況時，圍觀人群向警察反映，這是由于車輛違章造成的，應當懲辦違章車輛，而不應當找老人。民警問明情況就走了。”

　　老人坦言：“對于這件事，如果就事論事，是違法行為。但不能孤立地看問題，要綜合起來看，應該把砸車和蘭州的闖紅燈違章現象聯系起來。做這件事情，不單是因為自己的幾次‘馬路驚魂’的經歷，更是想要引起社會關注，共同關注交通安全。”

　　老人向筆者表示：“事件發生后，引起了不小的社會反響，第二天公安部門就在砸車事件發生路段增派了交警和協管員。但很多地方還存在著照闖不誤的現象，闖紅燈不是個別車輛的行為，而是相當數量駕駛員的行為。”

　　蘭州市公安局表示：“目前，公安機關對老人砸車事件處于調查情況的階段，并沒有立案，還不能對是否屬于違法行為形成定論。”

　　閻政平老人說：“我做這件事不是因為我一個人，而是為了引起社會對斑馬線安全乃至全國交通安全的關注。現在我已經尋求了法律援助，等待有可能到來的法律訴訟。”

　　逾七成網友支持砸車行為

　　老人的砸車行為不僅受到了周圍群眾的響應，在網絡上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各大門戶網站的網友們對此事件進行了熱議。

　　一位搜狐網友說：“砸個坑也只要兩三百元就能補好，也算是給闖紅燈的司機一個警示。比起闖紅燈，老人的這種違法行為可以忽略。”

　　一位天涯社區網友說：“當車輛違章需要老人用磚塊來制止的時候，折射出的必然是法律制度的缺失和社會管理的缺位。”

　　一位新浪網友表示：“老人的這種做法，是用一種違法行為去制止另一種違法行為，這本身就是極端錯誤的。如果砸車行為合法并且值得鼓勵，并在全社會推廣起來，那么，整個社會就亂了，滿街就都是暴徒了。”

　　令人驚訝的是，截至筆者發稿時止，新浪網發起的投票顯示，贊成老人砸車的有361155人，占參加投票總人數的78.3%。那么，為什么大多數人不信任執法機構，而更愿意支持“以暴制暴”的行為呢？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網友對老人砸車事件的支持，反映了群眾對交通管理部門的信任危機。一部分人可能認為，政府部門不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而是為權勢服務。這種認識的背景是杭州飆車案的不公正處理，以及在南京特大車禍案后對違章司機的憤怒。如果這種信任危機繼續擴大，導致的后果就是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和不斷激化的矛盾。

　　夏學鑾說，轉型期的社會環境加劇了中國人的負面歸因傾向。社會結構轉型就像一場核裂變：一方面它釋放出無比巨大的熱能，推動社會前進；另一方面它也釋放出大量的破壞性力量，它把人性中最瘋狂、最丑陋的欲望釋放了出來，使人類喪失理性。這就是說，轉型期的某些不良社會環境，使一些人的心態變得險惡、陰暗，在這種世道人心下，出現“墻倒眾人推”甚至“落井下石”的現象，就不足為怪了。這反映了中國人社會本位和法治意識的淡薄。

　　夏學鑾認為，改變國人心理，關鍵是要在遇到問題的時候區分是君子的一時之失，還是小人的故意之惡。增強民眾的社會責任感和法治意識，是突破國人負面歸因思維慣性的社會機制。只有社會上人們對人際關系多一些信任和友愛，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才會有和諧的陽光心理作為堅實的思想基礎。 (傅倩 繆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