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你對這個案件的采訪可能還涉及的比較好，類似于像這樣面臨賠償的問題，在類似的案件當中是不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

　　柴靜：

　　是。

　　今天我在跟高院的一位副院長在交談的時候，他說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他們每年要處理很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在之后的醫療跟賠償沒有辦法得到落實的情況是非常常見。他告訴我說，比如說邱興華案，邱興華被槍決之后，他的家庭境況基本上只有三間土木結構的瓦房，而需要賠償的這些人家庭也非常悲慘，其中有一對母子只能靠乞討為生，晚上就睡在水泥的管柱當中，處境非常悲涼。但是因為目前的制度規定，他們幾乎沒有其它渠道能夠得到救濟。他告訴我的數字是說，在中國每年因為刑事案件當中受害人得不到賠償的家庭至少有兩萬個。

　　主持人：

　　非常感謝柴靜。

　　剛才柴靜在前面的采訪也非常的生動，而且說得也是非常具體。我想她不僅提到受害人，而且還提到加害人本身。應該從孫偉銘那個角度來講，以前有過很多違章的記錄，實際上您剛才提到了一種制度上的保障，如果以前有過制度上的糾正，是不是他以前的小錯就不會釀成今天的大惡？

　　王錫鋅：

　　這可能也是我們所說的要痛定思痛的一痛。我們前面講到了，對于受害人以及他的家屬來說，這個案了了，但是“痛”是了不了了。同時，我們看到行為在這個案件中，這個犯罪行為人孫偉銘，某種意義上，他可能也在內心中可以去提出一個問號，我既然是長期的無證駕駛，而且有多次違章，我看到一個數據在過去半年中，孫偉銘已經有十次違章的記錄，自然人們就會想到一個問題，長期無證駕駛、十次違章，為什么就沒有受到相應的約束，相應的管理？從邏輯上來說，也許這樣相應的約束和相應的管理，在臨界上我們可以說它可以避免這么一個極端悲劇的發生。其實孫偉銘，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這樣一種在交通法規以及管理上的疏漏不僅僅存在于孫偉銘的個案。我們看看南京“6•30”的個案，造成了5死4傷的悲劇，然后杭州的“胡斌”飆車案，等等這些案件的背后，其實我們都看到，行為人走到那一步，其實前面已經有大量的違章違規的記錄。那么我們的交通執法，交通管理在這一塊是不是也應該痛定思痛，這可能也是我們需要去反思的一個方面。

　　主持人：

　　今天的題目叫“案結痛未了”，我們為了避免將來不會再面臨相同的“痛”，今后可操作性的，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面努力？

　　王錫鋅：

　　我覺得需要從三個不同的層面來看，如果我們僅僅從交通事故這方面來看，首先是要考慮到，交通事故中都有加害人，也就是犯罪的行為人，不論是交通肇事也好，還是以其它危險方法來危害公共嚴重也好，其實這個行為人我們今天應該說有一個非常大的進步，那就我要嚴重發出這個信號，這一塊也是個事后的制裁。同時，第二個方面就是制度上我們需要在立法上加以完善，第三個我們要在社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