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4年起，作為上海社科院艾滋病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中國組顧問，夏國美開始努力推動制定一項反對艾滋病歧視的法律。

　　有不少專家不理解“這種正視社會邊緣人群”的態度，甚至質疑她“把這些人放上臺面，不光彩”。

　　但在夏國美看來，對艾滋病這種社會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研究，給決策者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去幫助更多的人，而法律的制定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環節。

　　她帶領一批專家，啟動了立法項目的調研工作，并決定去“傾聽不同人群聲音”。調研中，她和項目組的成員一遍又一遍地對性工作者、吸毒者或艾滋病感染者重復說：“希望在國家制定艾滋病政策的過程中，聽見你們的聲音。”

　　她脫下黑色職業裝，摘下無邊框眼鏡，以朋友而不是學者的身份去接近艾滋病患者群體。有一次，她遇到一個49歲的農村婦女，她兩鬢斑白，從事賣淫長達25年,夏國美親自為她搬來一張同樣高的皮椅子。

　　她有些刻意地通過這種做法，來向對方表達“一種平等和尊重的態度”。

　　2006年，以夏國美為主，一批專家曾在詳盡的調研、論證之后，出臺了《上海艾滋病防治條例(專家建議稿)》。這被稱為國內第一個由民間力量主導擬定的地方性艾滋病法規。

　　在這份專家建議稿中，她曾想提出，建立對艾滋病人立法救助的規范體制。實施方法則是，由居委會負責調查病人的家庭經濟狀況，給予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一定的物質援助。

　　不過很快，她改變了主意。上海有一個50多歲的艾滋病人，長年來依靠妻子每月500元的退休金生活。盡管如此，一聽說經濟援助，他卻嚇得全身發抖。這個不久于人世的男人嚴詞拒絕：“拿了這錢，以后誰和我的父母打麻將，我的小孩子怎么找對象！”

　　這件事情讓夏國美感嘆了很長時間。她曾在美國做艾滋病的調研工作，那里的人們“會用正常的目光”看待艾滋病。一個叫大衛的艾滋病人還獲得了全社會的支持和幫助。他勇敢地站出來，用親身經歷告訴周圍的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不過，這份“專家建議稿”上遞之后，在此后的3年里杳無音訊，夏國美一度不知道這份耗費了他們心血的建議稿落在何處。她表示，不久前，國家修訂相關艾滋病防治條例時，對這份意見稿“已有體現，盡管只是精神上的”。這讓她頗感安慰。

　　此后，夏國美又在2007~2008年間介入了新型毒品與艾滋病感染的研究，并為吸毒者設立了專門的艾滋病講堂。今年開始，她的課題又變成了“娛樂服務業女性的行為干預”，為此，她設計了一套健康教育的方法，選取了一些性工作者群體，進行試驗。

　　試驗前，她給兩個群體發放了同樣的調查問卷，收集了相關數據。然后，她對其中一個群體進行同伴教育，另一個群體則不加干涉。她分別在6個月、9個月之后進行兩次考察，并在實地進行調查。

　　她興奮地表示，如果這個方法成功，這將對性工作者這一群體的艾滋病預防工作產生重大意義。

　　她一直關注的反對歧視艾滋病患者事業，也傳來一些好消息。夏國美聽說，上海的艾滋病患者最近自行成立了一個民間協會。這些艾滋病人，通過網絡交流，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在這個封閉的群體里，他們“不戴墨鏡，也不系口罩”，出示個人真實的姓名、職業，進行了正常的人際交流。并且，他們還邀請一些專家，購買指定藥品，展開自救活動。

　　據說，夏國美剛知道這個消息時，高興得手舞足蹈。不過，她事后同樣清醒地承認，在中國，艾滋病人要“生活在陽光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下班的時候，這個中年女學者經常在地鐵上遇到她訪問過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她眼里，這些人和平常的朋友并沒什么區別。她總是輕輕走上前去，笑著跟他們打招呼：“儂好哦。” 本報記者 周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