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使歌城的唱歌環境健康、清潔，重慶無償為全市176家大型歌城安裝全國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一旦有人在這些歌城里點唱低俗等違禁歌曲，文化執法部門中央監控系統內的紅燈立即自動閃爍報警。(12月21日《拉薩晚報》04版)

　　重慶這一舉措，看似嚴防死守，其實難免荒唐可笑。既然文化部門堅決不允許唱低俗歌曲，何不直接要求卡拉OK經營者們清除這些垃圾？既然這個高科技的監測系統能做到你一點唱它就報警，那為什么不讓這套自動系統，在消費者未點歌前，就將那些不健康的歌曲過濾掉呢？客觀地說，包括“低俗”在內的文化產品，監管難度相當大。一方面，低俗的邊界在哪里，健康的標準是什么，至今爭議不絕；另一方面，“低俗”產品處于動態管理中，包括各地文化管理部門對上黑名單的低俗歌曲，也常常更新，于是，A地宣布低俗的違禁品，在B地依然大搖大擺地存在；甲地允許制作發行的產品，在乙地就被視為低俗成為監管對象。而低俗產品屢禁不絕，與生產制造方和經營方背后的利益驅動有一定關系。報警查處挪至消費者這一終端，有其無奈之處。

　　但重慶文化執法部門的這一監管之策，也折射出當下監管的一種普遍現象。從審計風暴到礦難問責，從食品安全到藥品風波，一樁樁問題監管，無不一次次讓人發出“監管能不能關口前移、再前移”的強烈呼吁。這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門監管者失位、失范、失察，也是“失連”—— —監管的不同階段和環節相互脫節，使得本應無縫對接、聯系順暢的責任閉環不時卡殼斷裂，造成“失連”，讓不該發生的事有了生存空間。

　　把監管放在終端，無論采取多少嚴厲舉措，都不可取，其效果也未必能達到預期。這種看似嚴格實則惰政的管理思路，不僅要付出經濟的、管理的成本，還將面臨著社會成本甚至政府信譽成本的傷害。實際上，就算政府對經營者實行的是免費安裝管理服務系統，但費總得有人承擔，是由我們納稅者支付這后期的管理成本。（吳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