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隨之而來，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就業觀念、生活目標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從2009年年底開始，江蘇省蘇州市檢察機關對該市各類案件進行統計分析。其間，檢察官發現，在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中，不乏新生代農民工的身影，這些“80后”、“90后”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成為法庭上的被告人。

　　近日，蘇州市檢察機關就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問題形成調研報告，本報記者為此進行了深入采訪。

　　“到了外地膽子就變大了”

　　在蘇州工業園區一家公司打工的付某，長期單身在外，與該公司駕駛員產生婚外戀關系，被丈夫發現后，為了表達自己的懺悔，付某伙同丈夫將該駕駛員殺害。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到了外地就感到膽子變大了……”

　　檢察官告訴記者，這句話是諸多農民工犯罪，特別是突發性犯罪的嫌疑人對作案動機異口同聲的供述。

　　“犯罪的增加不是因為刑事司法系統出現問題，而是因為非正式社會控制出現斷裂。”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告訴記者，農民工在農村與城市、城市與城市之間急劇流動，從作為村民的單位人轉化為急劇流動的社會人，導致了約束他們行為的社會紐帶斷裂。

　　據了解，學校教育的缺失，也削弱了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約束。缺乏學習能力———學習成績差———不喜歡學校———過早走向社會———實施少年犯罪，是不少問題少年走向犯罪的典型軌跡。

　　俞某等4名未成年女子，因成績差進入當地的職業高中學習，后來又由于厭學來到蘇州打工。她們無技術、無文憑，到蘇州后沒多長時間就感受到了生存的壓力，繼而選擇了賣淫，最后因互相介紹賣淫而入獄。

　　收入差距大導致心理失衡犯罪

　　沈某曾經在蘇州工業園區的娛樂場所和某餐廳做過保安、服務員，后來因為帶領4人多次持刀搶劫獲刑。

　　在被問及入室搶劫的動機時，沈某說：“就是看到這個人穿名牌、開名車、消費一擲千金，我給她倒酒時聽她和別人說這兩年光炒房子就賺了幾百萬。這種暴發戶，搶她一些不算多……”

　　檢察官分析，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利益關系的調整導致社會價值觀念分化，引發社會結構不穩定，進而成為引發犯罪生成的一個重要社會因素。

　　“許多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普通勞動力，雖然從事著繁重勞動，但年收入大多在15000元至20000元之間，勞動權益還容易受侵犯。同時，他們又生活在發展較快的東部城市中，親眼目睹了富人的奢侈生活，自然產生強烈的收入反差和社會不公平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處于壓抑狀態的攻擊和敵意，并最終以極端的暴力犯罪的方式爆發。”蘇州工業園區檢察院檢察官說。

　　借助“兄弟會”違法式維權

　　檢察官告訴記者，犯罪控制作為一項系統的復雜過程，僅靠司法機關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依靠社會力量的介入。農民進城務工后，身份上的錯位使他們失去了參與社會活動的正式組織依托，長期游離于正式組織之外。

　　據了解，不少農民工在缺乏利益表達和權益維護渠道的情況下，往往會借助“老鄉會”、“兄弟會”等自發的團體組織，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權益。在正規社團組織資源缺位的情況下，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工要么忍氣吞聲，要么依靠這些自建的組織，以暴力違法的手段維權。

　　從安徽到蘇州務工的鐘某，是農民工工頭，因為在建筑工地施工中，經常受到一批“河南幫”強行推銷沙子等工地原料，雙方爭執不斷。

　　長期受到“欺負”，鐘某等人決定“反擊”一下。他們聯合其他幾個安徽籍工頭組成同鄉會，以此與對方“周旋”。最終，雙方三十余人發生大規模的聚眾斗毆，導致兩人重傷，5人輕傷。

　　據了解，在這些農民工自發組織的“老鄉會”、“兄弟會”也解決不了工程款、原料費等問題時，他們會轉而向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求助，由此埋下犯罪隱患。(通訊員 王軍 王玨 記者 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