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領教了主流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的高論：“工資集體協商更容易導致罷工。”張教授學富五車，我不敢否認。如果不是說話太離譜兒，我也不敢質疑。不過，這次他的話如同當年預言中國人均GDP在2022年左右超過美國一樣雷人。我就不得不問了。

　　張教授這樣寫道：“最近一些同學傳來《中國青年報》的報道，說內地打算推出工資協商制，說明是‘集體’協商，西方的先進之邦說的collective bargaining是也。該報道說：‘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好處盡人皆知。’不可能吧。我不知道，我認識的算得上是懂經濟的學者沒有一個知道。”

　　這開場的話就先把我嚇一跳。張教授過去經常要張揚自己和弗里德曼有如何的交情，和某某諾獎得主如何哥們兒，甚至自己眼看也要拿諾獎了，好像西方經濟學界全在他掌中。愛吹牛乃人之天性。不過，我從來沒把他當成張悟本，相信他并非瞎說。但是，如今自曝不認識一個支持集體協商的“懂經濟學的學者”，這不等于說自己幾乎不認識任何和右派觀點稍有不同的經濟學家嗎？支持集體協商的經濟學家，有給奧巴馬當顧問的，有拿了諾獎的，更有在大學教書的。張大教授一個都不認識？

　　張教授進一步說：“記得30多年前在美國任教職時，有些大學推出工資集體協商制。一等的大學永遠不用；二等的有集體協商，但不是強迫性；三等的則由教師工會強迫，個別教師沒有不參與協商的自由。想當年，同事之間的意識，是在學術研究上有點成就、有點看頭的教授，沒有一個參與工資的集體協商。如果有教師工會強迫參與，較有成就的教授會另謀高就，轉到其他大學任職。道理是簡單的：集體協商一定在某程度上把工資平均化，把學術有成就的教授收入轉到學術平平的同事那邊去。如此一來，學問的爭取不會得到應得的酬報，而任何大學推出強迫性的集體工資協商，整間大學急走下坡在所必然。士為知己者用，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也。教育行業如是，工業也如是。工資集體協商會削弱個別成員力爭上游的意向，對工業發展無疑是一種禍害。”

　　張教授既然在美國教過書，就應該知道大學與工業界的區別。大學是非盈利組織，和追求盈利的工廠不同。另外，好大學的教授多拿著終身教職，根本無法被解雇，當然沒有組織工會的必要。小一些的大學終身教授比例小，許多甚至是臨時教工，當然需要些基本的工作安全感，要集體協商。另外，什么較有成就的教授一看要集體協商就另謀高就等等，說得更是輕松。黃仁宇有沒有成就？在不知名的小大學都未能立足。你張大教授為什么不去美國大學求職試試？有哪個大學因為集體協商而走下坡了？在如此簡單的問題上攪混水、做手腳，還有什么學術公德？

　　張教授此時突然出來講“集體協商”云云，不知道針對的是什么。現在大家都講安定團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何突然拿“罷工”來刺激人？幾年前，張教授為自己在東莞開工廠的朋友打抱不平，說這位老板開出600元的月薪，工人跑了一半，張教授由此稱那些放著600元月薪不要的工人不算失業，而要算活該。如今張教授提出不讓工人集體協商，是否是要維護當老板朋友的工資標準呢？

　　我在這里不想“煽動民眾的非理性情緒”。我愿意捍衛張教授發出不同聲音的權利。學術自由嘛！張教授既然積極參與公共討論，那么至少應該寫篇更詳細的文章，申明自己的學術立場。（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