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13日電 臺灣《旺報》13日刊文回首臺灣的土地改革，文章認為，臺灣土地改革在經濟發(fā)展的目標外，也具有政治目的，對后來產生重大影響。

　　文章摘錄如下：

　　陳誠在1949年接任臺灣省主席的職位，大力推動土地改革，發(fā)表對三七五減租的目標：“三七五減租一方面固然為自耕農解除痛苦，減輕負擔，實為保護地主、幫助地主”，另一方面，“可避免殘酷斗爭，且調和地主與農民間的關系，逐漸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因此，臺灣土地改革在經濟發(fā)展的目標外，也具有政治目的。然而日后，臺灣土改卻被只視為是臺灣經濟發(fā)展的基石，只強調經濟面。到底土地改革政策是否算是德政？對臺灣的經濟發(fā)展產生哪些效果？這些年來土地與農村的問題層出不窮，也算給了個答案。

　　1949年起，國民黨遷臺政府實施一連串土地改革，對臺灣近代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改變了臺灣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例如，“三七五減租”實施后，地租減免和地價跌落，讓佃農購買土地的費用大減，也增加佃農轉為自耕農的機會。當時約有兩百萬農民因減租受惠。許多原本沒錢娶媳婦的農家也有余錢辦喜事，因此有“三七五新娘”這個名詞流傳。除外，還有“三七五學生”、“三七五腳踏車”等稱呼，說明減租使佃農開始有能力娶親嫁女、送子女上學、購置生產設備和消費品，這些形容反應了三七五減租帶來的正面影響。

　　接著，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也隨之實施。小說家鐘理和曾在《煙樓》中描述耕者有其田帶來的幫助：農人蕭連發(fā)的上一代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雖然辛苦工作，卻不得飽，但實施耕者有其田后，“我已承領了一甲多的田，再過幾年繳清地價，就完全是我自己了，不再愁割起來的稻子會給頭家拿走了。”可以看到當初農村佃戶支持土地改革的心聲。

　　“耕者有其田”的實施扭轉了社會結構，土地改革使許多無地農民成為自耕農。根據統計，六十年代，自耕農數目增加快一倍，佃農也降了一半比例。當自耕農比例變高，佃農減少，農村的傳統社會結構發(fā)生改變。傳統的地主佃農關系轉而成為平等商務關系，有些比較富裕的土地擁有者(自耕農)，也能夠擔任農村的領導職務。1953年，當局相關統計資料中已不再列“地主”一欄。

　　然而，在土地改革政策中，被當局列名為“地主”者，常常只是小農。“地主這個階級是被塑造出來的”政大地政系系主任徐世榮表示，把所有土地出租者都劃為“地主”并不公平。由于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大量征收土地，以至于臺灣社會多為小農。根據日本政府做的三次土地調查，明顯發(fā)現大多數土地所有權人擁有的土地面積很少，有三分之二農戶農地都在一甲以下。國民黨在大陸實施土地改革時，尚且將農戶區(qū)分為六類，來臺灣卻只粗分為“地主”、“自耕農”與“佃農”三類，而“地主”則泛指土地租予他人耕種者，那些比較弱勢的土地擁有者，在當時被宣傳成“無惡不作”的富豪。

　　徐世榮表示，真正的大地主多將錢投資在買農地上，靠著收取佃租獲利。土改實施后，他們轉而投資工商業(yè)，加速股權集中，如辜振甫等大地主，控制臺灣水泥、工礦等大公司的多數股分，成為現在的強勢產業(yè)。而一般的小“地主”持著無用的股份，更弱勢的“共有分租”的地主或因老殘不得不租地給佃農的小地主，反而比佃農貧窮。近年，土改的批評聲浪隨著政黨輪替漸升，讓人反思打著“均權”旗號的土改，是否真的“公平正義”？

　　另外，土改是以自耕農的小土地私有制取代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為了確保“耕者有其田”的成果，當局嚴格執(zhí)行私人耕地的限額，并多方限制雇人佃耕，固然防止土地兼并的現象重現，但隨著農民的世代接替和分家增戶，土地越割越細碎，單位農戶耕地面積越來越少，推廣機械化和實施大型水利建設都遇到阻礙，現代化的農業(yè)生產難以出現，讓農業(yè)日漸弱勢，工業(yè)日漸入侵農村，人口也跟著外流。

　　前兩年關于臺南稻農的紀錄片《無米樂》引起廣泛討論，而作家吳音寧的《江湖在哪里？》更對臺灣土地與農業(yè)政策提出強烈控訴。至今日，《農村再生條例》在“立法院”與民間引起爭議，農村發(fā)展與土地權利的傷痕，恐怕60年前便畫下了。